佛教-人本佛教是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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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人本佛教是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王志远

自公元2000年起，世界进入了以耶稣降生纪年的第21个世纪。而中国，随着2008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党中央的产生，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个新世纪的标志是举起了“科学发展观”的旗帜。科学发展观凝聚了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是伟大的战略思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发展观总结了建国60年来的历史经验，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体现了中国人100多年来富民强国的执着追求。佛教作为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必然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探索中国佛教在新世纪的发展之路。

一、中国社会迈入新世纪

新世纪的时代最强音是以人为本，其使用频率之高，应用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而以人为本恰好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2]具体说，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数以亿计的信教群众，理所当然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理所当然地包括信教群众在内，这是勿庸置疑的。

这个论断看似一般，但是如果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体会到来之不易。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口号，其中“人民”这一概念的范畴，在当年统一战线的思想体系中，几乎包括了除去少数反动分子或四大家族之外的大约全体中国人，而且，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团结了如此众多、如此广泛的民众。当然，在这个口号提出时的当年，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其中“人民”二字大有文章，更多的人们是把它等同于“人”或所有人，而忽略了“人民”竟然还是有“阶级性”的。于是在50年代之后，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人们才慢慢明白，此“人民”并非包括共和国的全体守法公民，并非“泛爱众”，而是特指社会的某些阶级或阶层，而另外一些阶级或阶层，则是被排斥其外的，被认为是必然地“自绝”于人民的。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特指所划定的界限登峰造极，对非“人民”的人群，可以不给看病、不给吃饭，甚至连死去都不给“人”的尊严。某些阶级或阶层，注定世世代代都要接受歧视、屈辱和卑贱。

简而言之，在“为人民服务”提出之后的大约10年里，由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三座大山之外的“人民”是一个广义范畴；而当1957年之后阶级斗争观念逐渐上升成为主导，往日的盟友已经转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人民”就被改换了内涵，“为人民服务”完全被架空，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不能忘记它曾经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记忆。所以，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但是当“人道”两个字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出现时，仍然使许多人感到莫名惊诧，并随之引发了一系列围绕“人道主义”的大辩论，理论界交锋激烈。其焦点一言以蔽之，仍然是围绕“人”与“阶级”两个理念到底要坚持哪一个。其实，人民政权的取得，“阶级斗争”并非主要的动力，而是由于统一战线“以人为本”得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乃至开明地主阶级在内的最广大民众的拥护；而1957年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最不得人心之处，还是不再“以人为本”，人为划分并固化阶级，挑拨制造各类矛盾，无休止的斗争使人人自危，国无宁日。当论战的硝烟散去，那一段历史渐渐远去的时候，如今的人们享受着“人道”的温暖阳光，其中大多数人却并不会意识到还有那么一个从冬到春的节令，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春天原本就应该这样温暖！

从邓小平的“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春天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且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目标而正式提出，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出一个新时代、新纪元的里程碑意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精髓的精髓，也是当代世界汹涌思潮中核心的核心。这里所说的“人”，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某一部分人，而是全体公民，是一切人，甚至于包括那些暂时被剥夺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自然意义上的人。这个“以人为本”，不仅包括了人类，还包括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人的自身，就要顾及人的外在时空。用佛教的语汇来表述，“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众生，即一切生命体。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这是新世纪的最高文明。共和国的旗帜60年来第一次为地震中死难的芸芸众生降下半旗致哀，确实感动了亿万民众。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正在迈进有史以来最昌明最理想最有人味的新世纪。

佛教徒算不算“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岁月里，无数仅仅因信佛而惨遭迫害的事实已经给出了残酷的回答。而今，堂堂正正地作为人民一部分的佛教信众，作为人的佛教信众，不仅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做人的权利、做“人民”一分子的权利，更要契理契机，回应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进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纪中，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老而又年轻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迈向新世纪

中国佛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BC.2）的“伊存授经”历史事件算起，已经整整2010年。在太虚大师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之前，大致经历了译传阶段、学派阶段、宗派阶段和融合阶段四大历史进程。这四段历史进程中，佛教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自始至终是依附于封建政权，与主流意识相协调、相配合的。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生存之道，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之道，使其自身成为整个社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共衰亡、同兴盛。

走入近代，这个传统绵延不绝。太虚大师面对的中国社会，是烽烟四起，军阀混战，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社会精英的历史责任，就是除弊兴利、救亡图存。他指出：

今日中国际此内忧外患离乱纷扰之时，国内贤豪之士日夜忧思往来奔走，无非为救护国群，然而乱靡有定也。兹言救护须有藉乎佛教者，岂谓佛教具何强大权力而可定乱弭兵乎，亦唯推查乱源基于人心之无所归宿[4]。

因此，太虚大师首先抨击明清以降的专一从事经忏的佛教是“死人佛教”，必须棒喝猛醒，转变为生人的佛教，即“人生佛教”。他说：

何谓人生？“人生”一词，消极方面为针对向来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说“生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

太虚大师明确阐释了“人生佛教”之三义：

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

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

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

面对五浊危难的社会现实，他进而提出“人间佛教”[5]。

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1、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2、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今天继续讲明佛教徒在救济国难中，应当如何来建设人间佛教。讲到国难，我们中国在近几年来，真是很可哀痛的！所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相继而来，自从日本的侵扰，内匪外寇，交迫尤甚。关于国民救难之中，我昨晚曾讲过，佛教教人报恩的第三项，就是报国家恩。国家能为人民拒外寇而平内匪，现在国家处灾难之中，凡是国民各应尽一分责任能力，共想办法来救济个人所托命的国家，在佛法即所谓报国家恩。

3、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今日讲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世运转变，即全世界的趋势已有了一种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中，不要再跟在人家的后面走，故须趋向最前面，作世界的领导者，因此而建设人间佛教。但人间佛教的意思，已在第一日讲过：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

很显然，当时每一个爱国的人都在依照自己的理念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太虚是佛教徒，他的爱国救国主张必然只能是充满佛教理念、闪耀佛教色彩的。“人间佛教”要求佛教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发挥自己的作用、成就自己的未来。没有人间就没有佛教，人间是佛教的道场，也是佛教对治改造的对象。佛教面对现代社会的到来，要适应现代化的现实，这是“人间佛教”的基本出发点，而实现“人间佛教”的基本取向，可以用太虚自己提出的“三大革命”来概括：“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6]，即思想方式、组织体制和经济基础。“三大革命”一旦实现，中国佛教就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依附于世俗政权，而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具有自身经济实力的、有明确指导思想、有严密组织体系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目标。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太虚大师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英年早逝。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较全面地实践并成功实现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是中国台湾的星云大师。

台湾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机遇，给星云大师提供了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时空。星云大师明确表示：“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7]从20世纪60年代末直至21世纪初叶，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星云大师及其徒众可以买下高雄大树乡的一座山，命名为“佛光山”，建设他心中的佛国净土，从“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全方位地创新发展，自成体系、自成一家。在不违犯世间法的前提下，可以说，佛光山是一个充满独特理想色彩的佛教独立王国。

但是，在一片赞美声中仔细思辨之后的结论竟然是：这样的模式，乃至于这种模式所体现的“人间佛教”，并不适合中国大陆。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浩

云南佛教冷知识

劫岁月，还是已经取得改革开放硕果的今天，这种模式恰好加深了我们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认识，对“人间佛教”在中国大陆总是踯躅不前、语焉不详、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有所醒悟。

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里，中国大陆佛教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并非没有改革，只是它的改革方向几乎是与佛光山背道而驰，建设性甚微，破坏性极大。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里，虽然不再破坏了，但是方向仍不明确；虽然在建设，但是几乎不清楚为什么建设；而且其目标定位，也根本不能按照“三大革命”的

佛教基础知识全文

指向前行。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绝不可能容许出现一个个像佛光山那样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客观现实、客观环境、客观条件。

导致这种客观现实、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产生“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间佛教”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基本予以实现。中国大陆对社会现实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采取民意积极推进的，其中也包括了信仰佛教的民众。背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去实现另外一种“社会理想”，几乎没有可能。而这样不可能的事，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从理论角度、逻辑角度去思索、去探讨、去研究，“人间佛教”已经讲了接近80年，世事沧桑，焉能以此不变应彼万变？

我们应该意识到，“人间佛教”理论的历史逻辑推演已经基本结束，中国佛教正在迈向新世纪，面临着客观的不能随意改变的现实环境条件，聆听着“以人为本”的时代最强音，应该如何走下去？中国大陆需要什么样的佛教？我们必须回答。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108/t20110825_1838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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