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从寒山寺元代铁钟看钟铃艺术的发展——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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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铃是中空体呜响声器具，通过外力敲击其体表面发出声响的为“钟”，通过内悬的舌体（棒状、片状或珠状）与器体碰撞发出声响的为“铃”。中国有着悠久的钟铃艺术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已初显端倪。经过大约6000年的发展演变，钟铃艺术已融入于中国的政治、宗教、音乐、文学以及民俗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钟有很多类型，主要包括陶钟、乐钟、佛钟、道钟、朝钟、更钟、校园钟、文庙钟、会馆钟等，质地有土、木、瓷、铜、铁等多种，形制、声音、功能亦不相同。将所有古代的钟按照器体造型又可以分为两火类：一类是合瓦形钟，主要指乐钟，包括铙、甬钟、钮钟、镩钟、钲、勾罐、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属于铃）等，盛行于商周时期；另一类是正圆筒形钟，主要有佛钟、道钟、朝钟、更钟、校园钟、文庙钟、会馆钟等多种类型，盛行于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正圆筒形钟发端于两汉之际，之后，其运用范围逐渐扩大，但主要的使用场所是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等宗教场所，故被称之为“寺观钟”。

佛教的传人划中国钟铃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两汉时期成为中国钟铃艺术史的分水岭：两汉以前，合瓦形钟盛行，用以演奏乐曲的乐钟占据主导地位；两汉以后，正圆筒形钟大行其道，广泛使用于儒、释、道宗教场所以及城市、会馆、学校等世俗民众聚集的场所，成为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正所谓：“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

中国古代寺观钟的发展经历了自东汉以后至清代17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南北朝、唐朝、明朝3个寺观钟兴盛期。第一件佛钟铸于何时、何地是个难以证实的问题，不仅没有在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而且也没有发现相应的实物。刘勰着《理惑论》中有“响洪钟于梵音，岂若鸣天鼓于唇齿”之句，表叫传递梵音的佛钟在东汉叫期已经出现。收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南朝陈太建七年铜钟（公元575年）是目前中、日、韩等国学者所公认存世最早的中国寺观钟，造型规整，工艺精湛成熟。

佛教和道教在隋唐时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寺观钟的铸造亦随之进入第二个兴盛期。尽管见于文献记载的寺观钟数不胜数，似现存唐朝寺观钟实物数量并不是很多，全国范围内仪发现10余件，均为铜质，且质地精良、造型敦厚占朴，并呈现出南北地域差异：长江以北广大地域的北方钟都是波浪状口滑的喇叭形、头盔形钟体，例如，以陕西景龙观铜钟为代表的甘陕地区唐代铜钟、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的北宋熙宁十年铜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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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中靖国元年山西夏县广福禅院铁钟、辽天庆四年河北涞源县阁院寺铁钟、金大定二十四年邢台开元寺铁钟、金明昌七年山西临汾钟楼铁钟、金泰和二年兰州崇庆寺铁钟、河北蔚县元代铁钟、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铜钟以及众多的明清寺观钟，都是波浪状口沿的喇叭形、头盔形钟体，波浪形口沿的铜钊：造型可谓是北方地区寺观钟造型的基本风格。

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南方钟则呈现为钟体下部内敛的棒槌形，钟口为平直口，如收藏在广西融水民族博物馆的唐贞元三年信乐寺铜钟、四川黔江的唐代天宝年间铜钟、广西梧州南汉乾和十六年感报寺铜钟、福建泉州佛教博物馆收藏的南宋绍兴二年静慈禅院铜钟等等。长江南北两岸的钟体形制则呈现出南北交汇融台的迹象，兼具南方钟和北方钟的造型特点：钟体为棒槌形，钟口为弧度较小的波弧口。唐代寺观钟不仅造型艺术独特，其装饰纹样也是别具一格，不仅飞天、天王等佛教人物形象灵动飘逸，莲花、卷草等植物图案圆润饱满，龙、狮、虎、神鸟等动物造型更是栩栩如生。在钟体上铸刻铭文也是寺观钟的装饰手法之一，唐代在钟体上铸写钟铭蔚然成风，许多铭文出自书法名家，如唐宁照寺钟铭就由当时的书法名家武尽礼书写，景龙观铜钟上的铭文为唐睿宗御笔；唐真源观钟铭则由“明皇撰并八分书”；唐太清官钟铭由“冯宿撰，柳公权行书”；唐永泰寺钟铭由“崔巨撰，房集书”；等等，许多古钟铭文被后人拓帖、仿习，传之久远。不仅如此，铭文内容也多出自文学名家，如文献所记载的西明寺钟铭、崇福寺钟铭、景云钟铭、太清观钟铭、华严寺钟铭、本愿寺钟铭、化城寺钟铭、大云寺钟铭、开元寺钟铭、兴唐观钟铭等，充分体现了唐朝的文学艺术成就。

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寺观钟发展的底迷阶段，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落；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经历了唐朝的鼎盛之后，宋、辽、金、元时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除未发现两夏人铸造的寺观钟以外，其余各朝都有寺观钟遗存，铜钟数量减少，铁钟大量出现，其中金代铸造的千斤以上的大铁钟数量较多，有些寺观钟的铭文里含有少数民族文字（如女真文）和简化汉字，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字学研究价值。

笔者曾在《明朝宫廷书法家沈度与永乐大佛钟》一文中提到：明朝是中国寺观钟铸造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潮阶段，并且由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使得北京地区的寺观钟铸造因首善之区的独特优势而更显辉煌。并列举了北京现存的几件永乐时期铸造的大型寺观钟：一件是曾经悬挂于北京城钟楼，后被置换下来的永乐铁更钟，目前收藏在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九亭钟园内；一件是至今悬挂在北京城钟楼之上的永乐铜更钟；另一件就是悬挂在大钟寺的大钟楼内的永乐大佛钟记者都具有形体巨大的共同特点，钟体通高都在4米以上，最高者为7.02米（含悬挂结构），底径最大者为3.4米，最重者约为64吨。三者均有铸造年款“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人们习惯性地将它们笼统地称呼为“永乐大钟”。3件大钟啪用途并不完全相同，前二者用于北京城的定更报时，后者则用于佛教场所，为佛事活动中的重要法器。其中，永乐大佛钟虽不是体量最大者，但它的确是其中最为精美独特者，其精美之处莫过于端庄秀美、雍容钜度的钟体铭文。钟体内外铸写了梵汉佛教经咒，120多种，共计23万余字。除5000多字的梵字外，其余均为汉字。所有汉字锦文布局疏密合度、工整俊朗，首位风格一致，无一错漏病笔之处，令人们叹为观止。

清朝寺观钟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迹象，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寺观钟的铸造依然表现出端庄的造型、精良的工艺。其后，随着国力的衰退、宗教文化的凋敝，寺观钟的铸造逐渐走向了衰落，从现存实物看，这一时期的寺观钟：制钊，数量减少、铁钟数量增多，铸造工艺粗糙，纹饰模糊，精品少见。

在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的苏州寒山寺收藏的百余件古钟里，有一件元代铁钟值得一书。这件铸造于元代至正十二年的铁钟（公元1352年）是存世不多的元代寺观钟遗物之一，是研究元代寺观钟发展状况、探讨元代历史、宗教、金属冶炼铸造技术、雕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该钟通高115厘

米，底径70厘米，钟纽为双龙头的蒲牢造型，两龙头的间距较大，龙身瘦长，龙体鳞纹清晰可见，4条龙腿粗壮有力，附着存钟体顶部的脚爪形象生动，钟纽中央有一高耸的圆拄，应为钟纽的浇铸口。钟顶呈圆弧状的斗笠形，顶部中央有一圆形孔，孔径不大，钟顶的两侧有两个圆形的浇铸痕迹，应为钟体浇铸时的铜液注口。钟顶边缘为微微隆起的凸带，凸带两侧各有一道细弦纹。钟体为上下等粗的圆筒形，以中部的弦纹凸带将钟体分为上下两部分，每个部分又以5个矩形方框装饰，上部方框内铸有铭文，字体为阳文楷书，道劲有力，美观大方。下部方框内无铭文。钟体下部边缘为光素无纹的微微隆起的宽边凸带。钟口为弧度很小的波弧口。铭文主要集中在钟身上部的5个矩形方框内，铭文内容辑录如下：

“时大元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腊月，念一庚申日开山主缘僧德清，谨志劝首邓祖禹、助财黄圣饶，沙县念四都劝首邓祖舜、张文清、俞圣张、郭文归、罗口山、朱元旺、李福庆、李同娘、李神马、庄法起、邓公发、林君美，化到什方信善，同合社此钟，充人龙天岩，击扣上祝：圣寿万安次愿，各人寿命延长者。念大都德星坊檀越李元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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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邓氏妙政，奉合资金二定，祈求男嗣早赐珍应，山溪坊助财信人：黄庆娘、黄二九姑、男恩娘、俞少娘、陈仙娘、黄救娘、姜充缘、俞圣安，各人舍宝钞十两，祈保福寿康安。”

这件铁钟既承袭了钟铃艺术兴盛期的唐代寺观钟遗风，也显露出元代寺观钟的时代特征。主要裘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造型：元至正十二年铁钟的造型继承了庸代寺观钟风格。唐代寺观钟的造型大致可以分为A、B、C3利，类掣：

A、型钟：发现于北方地区的黄河流域，如陕西富县宝室寺钟、西安碑林的景龙观钟、甘肃武威的大云寺钟、甘肃张掖的镇远楼钊，钟纽比例较小，常塑为单个蹲兽形象，制·顶而积狭小，钟肩圆润，钟身直径由上至下逐渐增大，钟口为波弧形，钟E以飞天、天王、朱雀、青龙、白虎、狮子等为装饰题材。

B、型钟：见于长江流域，如镇江人民公园内存的丹阳唐中和二年钟，其钟纽为双龙蒲牢造型，钟顶而积较大，钟肩略方，钟身上下直径差异不大，钟口为波弧形，凸弦纹将钟身分为上下两段，并以线条划分为8个方形区域，装饰素雅，除弦纹、商线条之外，没有其他装饰纹样。

C、型钟：见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除钟口平直外，造型与B型相同，如江西萍乡市博物馆内的大屏山唐天宝五年铜钟、四川闽中张恒侯庙敌万楼内的唐长安四年合州庆林观铜钟、重庆潜江县文化馆藏唐代赵国弥铜钟、广西融水民族博物馆收藏的唐贞元三年信乐寺铜钟等都属此钟类型。寒山寺藏元至正十二二年钟的造型继承了B型唐代寺观钟，只是钟口的弧度更小。

二、就工艺而言，寒山寺藏的元至正十一二年钟的工艺明显不如唐代寺观钟。首先表现在质地，无论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唐代寺观钟均为铜质，而寒山寺藏的元至正十二年钟为铁质；其次表现在装饰工岂上，唐代寺观钟的钟纽上的龙、瑞兽等动物形象饱满圆润，生动逼真，而寒山寺减元至正十二年铁钟钟纽上的龙造型细瘦柔弱，没有力度，双龙之间的“火珠”也由于铸造技术的原因，变成了柱状，欠缺艺术感；另外，还表现在铸造技术上，唐代寺观铜钟的钟体上看小出浇注口的痕迹，而寒山寺藏的元至正十二年钟的钟顶浇注口留下了两个高高耸起的吲柱。

虽然元代是寺观钟发展史上的低迷阶段，所铸寺观钟质地精良、工艺精荚的上乘之作并不多见，但是元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元代寺观钟的造型被后世广泛继承，尤其对于明代北京地区寺观钟的造型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地处燕山脚下的北京地区寺观钟与其邻近的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很大区别，寺观钟的质地不再是常见粗劣的铁质，出现了大量质地精、工艺好的铜钟，头盔状的钟体造型逐渐被花口喇叭状的造型所取代，这种变化的产生与明成祖迁都北京，带来大批南方工匠和南方青铜铸造工艺有紧密的关联。明朝初年，铜钟南京人钟亭存放的叫洪武二十一年铜钟、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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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的永乐铁钟以及北京钟楼的永乐铜钟等明朝初期铸造的大型铜钟与江苏寒山寺收藏的元至正十二年铁钟形制完全相同，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始终伴随在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时代风格、不同地域特点的钟体造型也在钟铃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交汇融合，这种融合一方面导致异地风格的钟铃造型在本上出现，例如山东济南唐天宝1年铜钟就是典型的南方风格的寺观钟造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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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融合导致新的寺观钟造型不断出现。江苏丹阳唐代铜钟已不是几沿平直的南方风格，而是口沿呈波弧状的典型北方风格，但其钟体是由弦纹和矩形方框将钟体分成不同的区域，仍然继承了南方的地域风格。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减的北宋熙宁十年铜钟也是一件既具有南方寺观钟棒槌形和矩形方框装饰特点，同时又具有北方地域的波浪形口沿的寺观钟。这两件钟说明至迟在唐宋时期，南北地域不同风格的寺观钟造型已经开始融合。经过长期的分裂与战乱之后，元朝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南北寺观钟造型风格的进一步融合，苏州寒山寺收藏的元至正十二年沙县龙天岩铁钟是这种融合的历史见证。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110/t20111031_185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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