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二祖禅堂狄仁杰楹联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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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祖禅堂狄仁杰楹联之探讨

作者：曹杰友 在中国佛教史曾经出现四次大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恰恰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灭佛，太湖与禅宗实现了发轫式的时空结缘。为躲避北周武帝宇文邕“断佛道二教”之灾，禅宗二祖慧可于公元561年不得不离开嵩山少林寺，此时的他年逾75岁，率众弟子一路南行，跋涉千里，来到幽僻莽荒的大别山隐居。卓锡于太湖县西北的狮子山，在狮子山上大葫芦石洞内面壁参禅，在香囊石上建造禅堂，拜佛诵经，秘开道场，弘法传道。二祖怀揣初祖达摩传授给他的四卷《楞伽经》这一无上宝典，以“物与民胞共寒暑”的旷达胸襟，努力实现“调和风雨万邦同”的慈悲心愿，灭谛念慧，开释众庶。直至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才离开太湖回邺都。后来，二祖密传法宝与三祖僧璨，依次垂直传衣钵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禅宗的种子就此播撒到太湖县这块宝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花五叶”。再由此滥觞，演化出五家七宗，使得佛教禅宗大兴于中国。后文再述。禅宗圣地狮子山，犹若一颗硕大无比的佛珠，由二祖亲手镶嵌于太湖大地之上，光照千年。从此，引来了无数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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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冠笄士女前来观光朝拜。初唐末期的狄仁杰概不例外，在他被贬彭泽县令途中，曾专程来太湖二祖禅堂顶礼膜拜，并题联“香烟缭绕芳千古，圣泽祥明照万秋”，颂赞慧可这位舍身求法、苦诣弘道的杰出佛界龙象。 左联：香烟缭绕芳千古；右联：圣泽祥明照万秋。现刻于牛镇境内狮子山正佛殿的竖门楹条石之上。该幅楹联，看似短短各有七字，殊不知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疑团，衍生了很多猜疑和联想。该楹联的原貌为何变成今天的样式？狄仁杰大约从何条路线、在何时前往太湖县狮子山？这幅楹联的重大历史价值又将如何？一、这幅楹联文字记载的历史原貌为何演变成现在的样式？按照中国文字的发展轨迹，初唐时期沿用繁体字，而现存狮子山正佛殿上的左右联体均为行楷，阴镌两侧石门柱上，全联为简体字，唯有“秋”字写成小篆“秌”字。确若是狄仁杰亲自手书，这幅楹联应该写成“香煙缭繞芳千古，聖澤祥明照萬秋”。那这幅楹联的繁体字为何变成现今的简体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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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对联不排除为狄仁杰亲作。据传现在的二祖禅堂，原称“二祖寺”，为狄仁杰发心捐募所建；山上还有对奕石，相传为狄仁杰和寺僧对弈处。可惜之前的道场建筑大都毁于“文革”之中，到了1980年，原住寺僧人宽净开始化缘募资，修缮寺庙。他就地利用山上的石材，渐次修复而成。整个建筑的墙壁全用石条砌成，非常坚固。 自二祖建立禅堂开始，经历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洗礼，整个佛殿由于兵燹或者自然灾害或修缮不及时，多次倾圮，多次重建。本人多次前往狮子山实地查看过，庙基、佛殿、斋堂等的确曾经多次移址，也多次增建。毕竟时代过于久远，对狄仁杰真迹的留存，实属有困难。故而历来的后嗣者只得多次翻新，多次镌刻，以至于到近代才开始简化字体，故而现存今貌。对这幅楹联的世传版本，在这里还得重新核实和鉴断一下，以正讹传。姑且以现存正佛殿版本为正本，那么太湖县政府网站上所录为“香烟缭绕芳千古，圣泽长明照万秋”，“长”字应为“祥”字。“千古”和“万秋”本来寓意世泽绵长，再写成“长明”似不规范，“祥明”更显工整。 且百度百科“狮子山景区”以及一些佛教网站和网络平台也沿袭其误。还有部分网站记载成“香烟缭绕芳千古，圣泽长明照万春”，包括牛镇狮子山景区山麓所立花岗岩石界碑，皆是如此。“祥”字误为“长”，“秋”字误为“春”。上述下联皆是传录讹舛。目前，我县正在打造太美太湖五A级景区，狮子山作为我县的禅林重地，万不可出现如此严重的讹传。二、一代名相狄仁杰大约何时登临太湖？狄仁杰到底何年何月入太湖狮子山，准确时间虽然暂无实据可考，但据本人考证大约在692年至696年之间，极有可能在692年农历七月份前后，在被贬途中来到太湖狮子山。他被贬所行路径，大体与二祖慧可离开嵩山少林寺南下太湖的路径一致。下面，拙文将进行条分缕析。据史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即690年10月16日)在洛阳登基称帝。一年多，时任宰相狄仁杰因遭奸臣来俊臣陷害，被贬为彭泽县令。详见《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载：“长寿元年正月戊辰(即692年，夏历正月初二），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午（初四），贬任知古为江夏令，狄仁杰彭泽令”。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五卷也见明载，“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等语。在清嘉庆《钦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载有狄仁杰上奏的《乞免民租疏》，开篇有云“彭泽九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群然若歉”。“秋月”大抵是农历七月，可以确认狄仁杰大约在七月到任。至于彭泽县政府网“彭泽人物”中所说“长寿元年（689年），贬为彭泽令。”（此处将“692年”误为“689年”）。从一品大员的高位断崖式降级到七品县令，且屈身到大别山东南的蛮荒之地。正月被贬，七月到任，中间跨度六个多月时间。按唐朝的官道从洛阳到彭泽不足一千公里，水陆行进也不过1个多月。为何拖延如许时间，此必又因。中国社科院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记载：“唐代馆驿制度十分发达。大者称驿,小者称馆, 政府尝设馆驿使、诸道馆驿巡官以掌之。每驿有驿长一人、驿夫若干人, 备有马、驴 、车等交通工具,水驿还配有渡船。总计开元时置驿 1639 处 ,其中陆驿 1297 处 , 水驿 260 处, 水陆兼驿 86 处 。若以唐制 30 里一驿计,则当时驿路长度约近五万华里”。而在中国地理史学大家桐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中描述：“长安、洛阳为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大驿道也。”在初唐之际，大抵全国有七支放射状主干线驿程。按当时唐朝版图设置“东南四十三州”。被贬谪者出洛阳前往东南诸州所行的驿程，干线有两支。一支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洛阳经襄州(今湖北襄樊)、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另一支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衢州(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狄仁杰出洛阳向东南不可能按前一支主线，要翻越整个秦岭东南麓，还有大别山，山高林密路险，且太过绕道。他出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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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大抵从洛阳先至汴都（今开封），汴河以东有运河船以通东西南，乘船再往宋州（今商丘）、宿州、淮南，再分两支线。一路向东到两浙，经扬州、杭州，再洪州（今南昌）、赣州，再去广州。而另一路支线向南，向南则是淮南、庐州、再经过舒州和太湖直至江西甚至岭南。狄仁杰所行的驿程应该是先走一部分水路主线，再走后一部分陆路支线。走后一支线，这条驿程必须路过太湖，按唐朝每三十里设置一处馆驿，其中太湖的小池驿和马路河口桥灯局，极有可能是狄仁杰投辖住宿的重要驿馆。（详见桐城严耕望《唐代交通图》、日本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等）。 史载狄仁杰抵达彭泽时，值岁大旱，民罹饥馑。他不顾舟车劳顿，旋即深入千家万户，遍走田间地头，调查灾情。遂即将灾情向朝廷禀报，请求减免彭泽所有的租税。在清同治十二年版《彭泽县志》里，记录狄仁杰为民请命所写的《奏免民租疏》，在《旧唐书》里也录载了部分《奏疏》。武则天宸鉴《奏疏》后，认为狄仁杰关心人民疾苦有功，特予嘉奖，并下令江州（今九江）免除彭泽县民间租税三年，百姓雀跃，转现生机。在作宰县令的期间，狄仁杰还做了很多善政。长寿二年年底，他将前任拘捕的全县包括死刑囚在内的囚徒三百人，逐一审理，辨析冤情，全部放回家中度岁，约定期限返狱。到期，仅二囚迟至，一为隔江大风所阻，舟楫不通；一为母病故治丧，稍稽时日。狄仁杰以朝廷恩德及人，均奏准免除死罪，给予开释。众囚犯预先约定返狱之日，每人怀土一兜，堆放狱侧，遂巍然成一小丘，后人称之为“纵囚墩”。狄仁杰在任期内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民着想，不仅受到百姓爱戴，也得到朝廷起复。《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10月），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征仁杰为魏州刺史”。狄仁杰离开作宰四年多的彭泽县。 此次起复是因为边情紧急，朝廷火速征用，狄仁杰绝不可能在回程中沿途四处游历，更不可能前往太湖狮子山，耽搁行程。 无端被贬，离开时又是急匆匆。当地百姓感激他的功德，在彭泽老县城大圣塔旁为他修建了“狄公祠”。北宋范仲淹还为狄仁杰撰文《狄梁国公祠碑记》。无独有偶，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也成为狄仁杰的“粉丝”。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贬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途中，曾路过马当山彭泽旧治所，写诗《题马当山鲁望亭四首》盛赞狄仁杰：“鲸波横流砥柱，虎口活国宗臣。小屈弦歌百里，不诬天下归仁。”并挥毫书写了《狄梁国公祠碑记》碑文，刻碑曾存于祠内，现有拓本传世至今。此碑被后人称“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谓之“三绝”。直至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病逝后，则天皇帝悲恸异常，叹道：“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后人感恩一代国老的离世，纷纷立祠以祭。 狄仁杰在世时每履一职，心系民生，政绩卓著。任朝宰时，整肃纲纪，辅国安邦。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唯人才是举，视孝、忠、廉为大义。在其生时已被庶民立祠，《旧唐书》载“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载“唐代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四库全书?子部?类书?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三?神二十三》也载“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和《宋会要辑稿?礼二○》皆有载，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佐证。 在生立祠，乃吴楚皖川渝之地，由古老的生基文化演变而来，即便在唐初时，也并不偭规越矩。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载“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可见立生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 但在唐初由于朝廷严控为地方官员立碑建祠，生祠为数并不多，且生祠的建立要经过严格的申报和审批手续，而非民间可以随意设立。《唐六典》卷四明文规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故而有唐一代“当日碑祠之难得”（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生碑》）。地方民众为离任官员建生祠、立德政碑最基本的条件是：“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为惠政。二曰法，为善政。三曰谦，为和政。二德。一曰忠，为令德。二曰孝，为吉德。” 正因为狄仁杰来过太湖，也感动了太湖邑人。从太湖县相关史料里也可以找到侧记和旁证。在太湖乾隆版县志《太湖县志?天文志?坛庙》载：“狄梁公庙，乾隆二十四年大水倾圮，二十五年，知县吴易峰详情重建久村镇。”《太湖县志?杂类志》中又载：“狄仁杰墓在永福乡九村畈，相传元末有避乱其中者，获金银器物以出，后墓门倾塞，其前有庙有碑。” 当时县志的编者为便于释疑，另加上一段编者按道：“《唐书》本传，狄，太原人，圣历三年卒，并未言其葬地。《广舆记》载：其墓一在河南洛阳，一在陕西乾州。并此凡三见。或公尝抚江南，后因有墓，亦未可知。附记于此，以俟后之考古者。” 狄仁杰刚正廉明和明察善断的品质为世人所称赞和崇拜。在他去世后，全国各地纷纷将生祠改建成狄仁杰的祠庙。如临漳县城西南十里处的东狄邱村兴国寺东侧建狄梁公祠；《昌平镇村探源》（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记载北京昌平镇村东北角记有狄梁公祠等等。 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中的《大清一统志》第十四部分载：“在太湖县北三十里县志庙北二里有梁公墓。又宿松县泾江口亦有祠，按狄仁杰传曾贬彭泽令，邑人为置生祠，此地与彭泽近，固应有庙，墓不应在此。” 旧时太湖狄公庙坐东朝西，一进两幢，1959年因花亭湖蓄水，庙和墓皆被淹没。1994年，寺前镇人民政府和原县库办共同建此“狄公亭”，重新开发这一景观，让人们追思先贤，寄托思念。它已成为花亭湖上一重要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凭吊。由此可知，大抵狄仁杰生前经过的地方，邑人不仅有建生祠的，去世后有建狄仁杰衣冠冢的，太湖的狄公墓概是如此。而实际上，狄仁杰真正的墓应在洛阳，此处不再追溯赘述。综上所推断，狄仁杰在被贬彭泽县时，应在被贬途中前往狮子山。狄仁杰被贬的中途虽然历经半年时间，不排除沿途各地的官员因为堂堂朝宰被屈贬，有延引，有安抚，有游历，有淹留，一路走走停停，故而推迟七月份才到任。彭泽县北与安徽省宿松、望江县隔江相望，离太湖狮子山也不足300余公里，只需五至七天的行程。按狄仁杰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在整个任期内绝不可能擅离职守，专程来太湖访踪问佛。进一步确证他在整个被贬行程的末期，大约在692年农历七月份前后前往狮子山。三、狄仁杰为何必须前来太湖狮子山膜拜禅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可以印证狄仁杰为何前来太湖狮子山。自东汉明帝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发展却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在汉魏六朝时期，佛教在和玄学的融合中，借助清谈的方式逐渐成长起来，但其间经过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元气大伤。到唐代初年，李唐皇室统治者由于共同追认同姓的道教创始者老子李聃，为抬高自身门第，便竭力提高道教地位，形成了崇道抑佛的局面，对道士毕恭毕敬，执礼甚恭。 然而，到武则天时期，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则天掌权之后，正式确立了佛教的崇高地位。为让国民能够接受这一转变，武则天煞费苦心，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天纵之才武则天想要为自己登基称帝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大造舆论。她把遁入空门的薛怀义找来，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从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找出一部典籍，用来作为自己登基“君权神授”的暗示。薛怀义果然不负宠爱，找来一部让太后相当满意的佛经《大云经》。经云：“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武则天欣喜异常，于是向天下颁布《大云经》和《大云经疏》，遂命全国 358 州，州州建大云寺。 到后来，大唐朝野内外，一时间刮起改制旋风，景仰圣母神皇武则天。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900余人叩宫门上表；又活动了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佛教沙门等共六万余人，上表请改武氏为皇帝。在此情形之下，武则天“顺民意”改朝称周，顺利登基。
在她的命令下，大量的禅林寺院拔地而起，寺庙无一不金碧辉煌，极尽巧思。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在京兆地区的三十八所著名佛寺中，居然有三成皆建于武则天时期。包括闻名世界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开凿、于阗国觉喜来华赠送梵本华严大经、义净法师西域求经等等，皆出于这一时期。 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地位，与唐代其他时期比较起来是最高的。武则天时代，正是汉地禅宗从静水深流到盛行全国的过渡期。武则天登基后第二年，遂诏请当时禅宗的北系代表——神秀禅师。在《宋高僧传》第八卷载当时的盛况：“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敕于昔住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兢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
神秀进到京城，武皇亲自出城迎接，按弟子身份向神秀行跪拜礼，并为神秀新修多座寺院。后来唐中宗、唐睿宗先后继位，皆尊崇神秀为国师，被世人尊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 惠能大师和神秀大师实则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徒弟，两人皆是得道高僧，只是他们所执的禅宗路线所不同。 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经教归纳起来，有两条路，就是“顿悟”与“渐修”。五祖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奉神秀为弘忍继承人，而南宗慧能则是正统法脉。武则天时期正值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也即禅宗“南顿北渐”。
六祖嫡传的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法。六祖脱离如来的一切经教，还原出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本色，史称南顿。这是六祖的责任，也是五祖选择六祖为衣钵的缘由。惠能大师因此继承了五祖的正统衣钵而名扬天下。 而以神秀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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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北宗禅学，东山法门，起源于四祖道信，完成于五祖弘忍。四祖的东山法门禅法，为“念佛禅”，念佛禅的修行模式为“甚深般若，一行三昧，念佛者谁”。念佛禅的历史使命就是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通过有佛经文字，有修行模式，成为让一般修行人能接受的禅宗法门，史称北渐。所以当年弘忍禅师曾赞叹道: “东山之法，尽在秀矣”。
武皇帝请来五祖继承人神秀，觉得远远不够。当然得邀请正宗衣钵的慧能来洛阳弘道。然而，慧能一直托病，不愿意甚至不敢北上，即便到了武皇驾崩也未前行。 六祖慧能婉拒武则天进京讲经的一件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武则天闻说六祖托病不来，当时大怒，大臣们为讨好武则天，纷纷建议以抗旨不尊之罪抓捕六祖进京。公元705年正月，神龙政变前，武则天派内侍薛简到广东省韶关曹溪之畔的南华寺请教佛法。薛简见到慧能，仍没办法带回慧能，却带回几句偈语，开示佛法要义。武则天又转怒为喜，说：不来即来，无法即法。命韶州刺史维修整饰寺庙，为慧能大师的旧居赐名国恩寺，并赐予慧能大师磨衲袈裟一件和水晶钵一个。
则天皇帝如此信奉佛教，狄仁杰作为恩宠朝臣，自然义不容辞予以支持。既然当朝皇帝请不来慧能，他得想办法对禅宗进行追根溯源。二祖曾在太湖狮子山弘法，狄仁杰自然而然来到太湖。综上推断，狄仁杰来太湖狮子山拜佛确认无疑。 四、狄仁杰这幅楹联的重大历史价值为何？ 谈起楹联，还得从中国楹联史说起。楹联实则滥觞于上古时代文学中的对偶句或对偶结构，逐渐演化发展成独立意义的文体。在《周易》、《诗经》、《左传》、《楚辞》、汉赋和汉代的五言诗中，出现了许多“句句相衔，字字相俪”的对偶句。到了晋魏南北朝骈偶文趋于鼎盛，但文体未备平仄之协律；当南朝梁代沈约利用前人声韵的研究成果，正式确定平上去入四声，引导诗歌创作在声律上应该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至唐代，诗歌的格律日趋严格，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律偶。蔡东潘在《对联作法》中说道：“至唐以律诗律赋取仕，于是谐偶兴焉。……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帖，亦号楹联。”
著名的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 1775-1849)乃楹联集大成者。在他的《楹联丛话》卷之一开篇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在位934年--965）“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纪晓岚是梁章钜的老师，学术上有师承，老师的话自然得信之，“实后来楹帖之权舆”。然而梁章钜对自己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在肯定孟昶的所做楹帖为权舆的同时，又心存疑虑，“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可见，梁章钜对楹联起源孟昶题桃符春联，不是没有一点疑问的。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云：“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陈。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 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以朱笺书之而成，但又不知始于何时。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梁章钜这个并不绝对的观点后来统治了整个学术界，楹联起源于桃符说，初被世人公认。
直到近年来，这个观点才受到质疑。 楹联的到底起于何代，各有表说。有汉代说，晋代说，南朝梁代说，唐代说等等。如《敦煌遗书?斯坦因劫经》0610卷的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北面文字有“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语，题尾“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可知将楹联写作时间推到公元723年，较五代后蜀孟昶的题辞早240年。然而近年来，学者们目光穿越五代，锁定唐代，认为唐朝才是楹联的真正产生时期，几成共识。 唐朝的楹联可考者甚多，主要见于地方志、家谱和诗话等文献。如《霞浦县志》记载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进士林嵩（生卒年不详，福建霞浦人）未及第时题草堂联：“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又如《福鼎县志》也记载陈篷（生卒年不详，号水仙）于唐僖宗乾符年间，驾舟从海上归来，自题居所联云：“石头磊落高低结；竹户玲珑左右开”。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记载温庭筠对李商隐：“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江州义门陈氏家谱》载唐僖宗李儇题江州义门陈氏宗祠联云“九重天上旌书贵；千古人间义字香。”
然而近年来对于楹联最早的起始，似乎又被《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收集唐人对联的事实所突破。其中的《江夏分卷》突破5例。而时间最早的一例，即是《江夏分卷》里的《江夏王李道宗题寺门》联：“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树苍凉，运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 江夏王李道宗（公元600—653年）唐初大臣，字承范，唐高祖李渊的侄儿子，也就是秦王李世民的叔伯兄弟。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道宗迁礼部尚书，改封江夏郡王，后封为“江夏王”。也就是说这幅对联至少在637年稍后就出现，那么中国的楹联似乎以此联为起始点。 但笔者对这一“确论”深表怀疑。从“江夏王联”看，整个句式是较为复杂的四言、七言和六言，且平仄和对仗相当的工整。即便是宋初时，宋词也只是简单的五言和七言而已。而在楹联的早期，皆是四言、五言或七言单独成联，“江夏王联”这样复杂工整的句式，更不可能在楹联里如此早地独立出现，因而此联极有可能为后人伪作。作为楹联最早的起始点，不足以令人信服。 那么，从上述各家联语创作的时间点来推算，狄仁杰所书的太湖狮子山楹联，为最早的楹联，乃楹联的起始点。
首先“敦煌联”创作于公元723年；其次“温庭筠对李商隐联”创作于(约812-866)；再次“福建霞浦林嵩草堂联”和“福建福鼎陈篷自题居所联”皆是创作于唐僖宗乾符（874--879）；而“孟昶题桃符寝门联”创作于（934年--965），时间更晚了。
“狄仁杰狮子山楹联”创作至少也在692年至696年之间。也就是说，此联比最早的“敦煌联”要早30余年。可见狄仁杰狮子山楹联为天下第一联，当之无愧。 可惜狄仁杰的文字遗留不多。仅见《全唐诗》收《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一首，《全唐文》收其文九篇，为两表五疏两文。其诗类初唐风格，近齐梁体，对仗工整，词采典雍；但其文皆为时论，直抒胸臆，绝去雕饰，颇汉魏风骨。
且狮子山狄仁杰七言楹联和唐僖宗李儇的义门陈七言联，有异曲同工之近似。既符合缉颂剬诗之吉语，更符合巍巍大唐之气象，直乃名公巨卿之端作。 赵朴初先生生前对狮子山和二祖一直情牵神往，于1985年5月亲笔题写“二祖禅堂”匾额，1990年回乡专程前往狮子山考察，立于山前，赞誉狮子山是一座不平凡的山，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还说：“慧可是中国禅宗的始祖”、“没有二祖，就没有中国的禅宗。”
牛镇狮子山前有二祖、中有狄仁杰、后有赵朴初，往贤无不登临。此山虽小，仰之弥高。而今的薛义河狮子山，困在邑人心中的迷团一旦揭开，无不凸显其在中国佛教史、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尤其狄仁杰一联，开启国之楹联之肇始，为太湖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旅游开发价值。一代禅师、一代名相和一代大家皆值得太湖人去追思、缅怀，其客观遗存更需要太湖人善加保护和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曹杰友，太湖县移民中心副主任，太湖县地方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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