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蒙古佛教的历史特点与现状刍议——李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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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蒙古佛教的历史特点与现状刍议——李德成

严格说来，从语系上划分，佛教应有六大语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满语系和梵语系佛教。其中，蒙古语系佛教脱胎于藏语系佛教。蒙古语系佛教长期以来在蒙古族地区传播和发展，与蒙古族传统信仰和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史籍多以“蒙古喇嘛教”或“蒙古佛教”相称，似可以“蒙古佛教”之称相规范。

一、蒙古佛教的历史特点

蒙古民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历史上不仅以英勇善战著称于世，而且善于将色彩纷呈的世界文化揽于怀中，注重吸收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外族文化为我所用。成吉思汗曾经训令：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这个规定曾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为他的子孙们所遵循。①因此，博收广纳、兼容并蓄曾成为蒙古族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的态度和策略。历史上，除本民族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道家、佛教以及儒家思想等都曾相继涌入蒙古社会。

13世纪初，北方蒙古政权迅速崛起，逐步统一中原， 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汗将原来西夏的辖区及今甘肃、青海部分藏区划为其子阔端的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开始了以藏传佛教为桥梁使吐蕃归顺蒙古并最终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计划。1247年，有萨迦派第四祖师之称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作为吐蕃的代表人物，携其侄儿八思巴、恰那多吉在凉州与阔端相会。阔端汗下令，在今后的祈愿法会上，基督教教士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由萨班坐于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②蒙古人第一次将藏传佛教摆到了各种宗教的最高地位。萨班致信西藏各地僧俗领主，请其归顺蒙古。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而完成了西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大业。1260年忽必烈登基伊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兼领总制院，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升八思巴为“帝师”，又加封为“大宝法王”。从忽必烈开始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选择萨迦派高僧封为帝师。但元代诸帝与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交往主要出于政治考虑，这时的藏传佛教主要在宫廷和蒙古贵族中传播，并没有传入蒙古族民间，蒙古社会的传统信仰并未因此而改变。

1576年在青海一带活动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库图克彻辰洪台吉劝说其叔祖父土默特部领袖俺达汗信奉藏传佛教，建议邀请藏传佛教中名望较高的格鲁派领袖人物索南嘉措到青海相见。1578年，俺达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会晤，俺达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以示尊重。这便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端，索南嘉措被格鲁派寺院集团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剃度了一批蒙藏人士出家为僧，包括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部的王族成员在内。同时俺达汗以法律形式禁绝萨满教，推行藏传佛教，蒙古的“十善法典”亦应运而生，从而掀开了蒙古族宗教信仰新的一页。继而，在各部蒙古汗王的支持下，喀尔喀、察哈尔、喀喇沁、和硕特等蒙古诸部相继推行和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教逐步成为蒙古民族的主体信仰。索南嘉措于1588年在内蒙古喀喇沁部吉噶苏台地方圆寂。1592年，蒙古王公与格鲁派上层僧侣共同认定生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达汗之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他是至今历世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位蒙古人。云丹嘉措成为四世达赖喇嘛，加速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民间化、蒙古化进程。此后，蒙古人崇佛敬僧之风日盛，藏传佛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双向发展，共同作用，逐步完成了藏传佛教蒙古化。

藏传佛教蒙古化与《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密不可分。从元大德年间至清乾隆年间，历经450余年，将藏文大藏经全部译成蒙文，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奉成宗皇帝之命，在萨迦派僧人国师却吉俄色的主持下，以奈塘版的《藏文大藏经》为底本，并参考汉译经典，由藏、蒙、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编译成《蒙文大藏经》，此译今已散佚不存。明万历年间(1573—1619)，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汗命锡勒图固什却尔济、阿尤喜固什、却札木苏等人补译部分《甘珠尔》经卷；察哈尔部林丹汗召集贡噶敖斯尔等33位高僧学者会译《甘珠尔》未译部分，于1629年译完、并用金字写成；清康熙年间命和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再次校审《甘珠尔》，编为108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就。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l—1749年)，奉乾隆皇帝之命，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主持下，二世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达赖固什阿格旺丹丕勒、贡布扎布、札萨克喇嘛却音丕勒多尔济、札萨克喇嘛丹僧却德尔、达喇嘛毕力昆达赖，以及由蒙古各地选派来的200余名高僧和学者，经过8年的努力，将225卷《丹珠尔》全部译成蒙文，蒙文大藏经方始完备，流通于蒙古族地区。蒙文大藏经的全部译成和使用，是蒙古语系佛教成熟的标志。

蒙古佛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形式，因而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1、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是藏传佛教的蒙古化形式

一个民族的信仰要在另一个民族中产生共鸣，找到生存的土壤，就必须与另一个民族所处的社会相适应，与另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正像佛教吸收藏族传统文化而实现藏族化一样，藏传佛教也融合了蒙古族传统文化而实现了蒙古化。像蒙古族传统信仰萨满教中的祭敖包、祭祀日月星辰、祭火等内容和形式都与藏传佛教融合在一起而成为蒙古佛教的组成部分；使用蒙古语文译经著书，解释经典；结合蒙古语发音方法念诵佛经；融合蒙古族传统建筑形式修建寺院；融合蒙古族服饰文化制衣着装；以蒙古族传统文学为载体传播佛教；融合蒙古族传统工艺塑铸佛像；融合蒙古族传统绘画形式绘制唐卡壁画，等等。总之，在蒙古佛教中无不具有蒙古文化的深刻烙印。可以说，蒙古佛教是藏传佛教的地方化、蒙古化形式。

2、传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格鲁派，具有教派单一的特点

藏传佛教在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藏族社会封建领主割据局面相适应，以密教传承为主发展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多种教派。这些教派与世俗封建领主相结合，逐渐使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教派众多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与藏传佛教不同，蒙古佛教仅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说是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地方化和民族化形式，在广柔的蒙古高原上没有出现各具特点的不同教派。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社会的过程中，萨迦派、觉囊派、噶举派等都曾进入蒙古族地区，但都未能扎根于蒙古社会。16世纪末叶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才真正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步完成了蒙古化进程，形成了蒙古佛教。

3、显密兼容，具有显密并重的特点

藏传佛教各教派各依其传承及对佛典教理乃至仪轨法门进行不同的诠释，不仅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各种佛学思想体系，而且各依其密教传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修行法门。宁玛派最具特色的见修体系是大圆满法，萨迦派最独特的教法是被奉为核心教法的“道果”法，或称道果教授，噶举派教义传承中观应成派，最主要教法为“大手印”（或称“大印”）法，格鲁派的教法则是止观双运、悲智并重，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总体而言，藏传佛教是以密宗传承为主的教派。

蒙古佛教是在传承和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体系和修行法门均继承格鲁派衣钵。格鲁派特别注重修习次第，强调先显后密，无显不入道、无密不成佛的修持次第。在见、修、行方面，绍继阿底峡尊者所传龙树的中观应成思想，以自性空和缘起有为正见，即认为一切法，俱是待缘而起，随缘而灭，俱是空无自性；一切法世俗谛有，胜义谛无。其修行方法是止住修、观察修等。因只传承格鲁派教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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