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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出家生活:疏离与融入的两个面相——程乐松
从佛道比较的视角中理解《百丈清规》文化价值的可能性
寺庙生活,或曰出家生活(Monastic Life)【注1】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世俗生活既疏离又融入的复杂象征:出家修行以非日常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修行者与世俗社会的疏离,与此同时,正是出家修行的寺庙生活与世俗世界的独特距离感推动了信仰理念在世俗社会中的散布和流转。换而言之,对于宣导出家生活和寺庙修行的宗教传统而言,与世俗生活的疏离本身正是在信仰理念和宗教价值上融入日常生活的途径。正如Wayne Teasdale强调的那样,“出家生活并不是对世界的拒斥,而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融入世界的决心”。【注2】
George Weckman在其研究中强调,清规和戒律是出家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文本性界限,其文化价值在于“戒律在某种程度上以规范性文本的方式构建了一种带有超越世俗价值的宗教生活世界,然而这一生活世界并没有脱离社会和生活的范畴,生活规则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教团的生活,更是一个信仰传统与周边文化环境中的融合,以及在文化变迁中的自存之道”。【注3】
Weckman的方法论视角正是本文从佛道比较的角度看《敕修百丈清规》的出发点。本文拟以《百丈清规》确立和成文的历史年代【注4】为背景,将道教在初唐至晚唐时期的宫观生活制度文本《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简称《奉道科戒》)及《要修科仪戒律钞》(简称《要修科仪》)【注5】等两个科戒文本的相关为参照,从两个信仰传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戒律建设中梳理寺庙制度建设中的文化意涵。由于本文篇幅及对《百丈清规》等佛教戒律文献了解所限,笔者将本文的研究仅限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隋唐时期佛教与道教的戒律与规制建设、文本化背景下,尝试理解源自本土的道教与来自印度的佛教传统的规制建设如何通过与世俗生活的规范性疏离下融入文化及社会环境;其二,针对《敕修百丈清规》及《奉道科戒》、《要修科仪》等文本内容的对照,梳理佛教与道教在规制内容差异背后的宗教观念区隔。
由此,本文的简要对比及分析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论证从佛道对照的角度理解规制文化内涵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指向某一特定文本和理论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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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宗教文化学者Mark Juergensmeyer概括出家修行(Monastic/Monasticism)的普遍特点:“(信仰者)由于一个宗教或信仰的召唤,通过坚持一种与日常世俗社会疏离的个人话的精神和生活行为,许多同性别的信仰者在一起的基于信仰坚持的生活世界为日常世俗社会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参照系”。(参见Mark Juergensmeyer,”The Monastic Syndrom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收入Austin B. Creel及Vasudha Narayanan编辑,Monastic Life in Christian and Hindu Traditions, Lewiston:Mellen,第559页。)西方宗教学界对于出家和寺庙生活定义的讨论,还可参见Mircea Eliade主编,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Monasticism: An Overview”条,第10卷,第35-41
【注2】参见Wayne Teasdale,A Monk in the World. Novato California:New World Library,2002,第7页。
【注3】参见George Weckman,”Monasticism: An Overview”,收入Mircea Eliade主编,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第10卷,第37页。
【注4】现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中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在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创立的禅律基础上整理重修的,其文本历史及重修过程在佛教戒律的专项研究中已得到充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因此,本文仍将《百丈清规》初创的历史时期定义为中晚唐时期。
【注5】《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收入《正统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第二十四卷),据大渊忍尔(Ofuni Niji)及孔力维(Livia Kohn)的相关研究,《奉道科戒》的成书年代大约为隋末时期,参见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经典》,创文社,1997年出版,第206-17页,另见孔力维(Livia Kohn),The Daoist Monastic Manual: A Translation of FengDao Kej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23-49页。《要修科仪戒律钞》则收入《正统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第六卷)是成书与晚唐时期的一部以道教戒律为主的类书,其主要内容来自唐代以前的各种道教经典中关于戒律、科仪、道教生活规范、仪式规范的文字摘抄,其文本内容及文本历史可参见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经典》,创文社,1997年出版,第53-76页,以及施舟人(K. M. Schipper)、傅飞岚(F. Verellen)主编,Daoist Can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二卷,第7-11页。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109/t20110902_1841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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