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谢重光：20世纪国内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研究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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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重光：20世纪国内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研究之回顾

20世纪国内学界对于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的研究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历程，成果极为丰富。本文按照综论各宗、天台宗、法相宗、法严宗、禅宗及其他各宗的序列，客观介绍了以上各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间或夹杂一些评论，最后从纵的方面对此领域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作了阶段划分，并简要总结了各阶段的特点。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自东汉至晋，般若空宗的经典陆续译出，其旨趣与当时知识分子好尚的玄学相合，因而大为流行。两晋南北朝时，各种佛经继续大量译出，译人在译出经典后又聚徒传授，因而养成了讲习经论之风，此风在南朝尤为盛行。由于僧尼所习经典不同，或者所习经典虽同而理解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从南朝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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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一些佛教学派渐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统治集团相依托，又与日益发展、巩固的寺院经济相结合，形成在教义和财产上排他的集团，学派遂演为宗派。

最早的佛教宗派肇自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因此，佛教宗派问题，乃是隋唐五代新起的问题，也是隋唐五代佛教史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我国佛教宗派到底有几家，各个宗派的承传情况和思想特点，学者们的观点却不尽一致。他们发表的论著，有综论各宗的，也有具体分析某一宗派的活动和思想学说的。值此世纪之交，对于本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关于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或许于下一世纪的相关研究不无裨益。不过，限于学识和见闻，此处所述容多挂漏与不当，尚祁方家指正。

一、综论各宗及其思想、学说

从宏观上把握并论述隋唐佛学的思想特点和宗派情况的工作，由佛教史研究的老前辈汤用彤首开其端。他在西南联大所作的讲演《隋唐佛学之特点》，及60年代初所著《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论著[1]。郭朋的《隋唐佛教》[2]在第二章《隋代的佛教》及第四章《唐代的佛教》中，各立“概述”一节，置于章首，分别论述了隋代和唐代佛教宗派的发展概况；稍后石峻和方立天的《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3]、《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4]，对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隋唐佛学之特点》一文，对隋唐佛学按其历史发展作了“纵的叙述”，又就隋唐佛学进行全体的分析研究，作了“横的叙述”，提出隋唐佛教具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或独立性、系统化等特点。统一性指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佛教“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理论和修行并重，南北学风统一。国际性指当时中国成为亚洲佛学中心，隋唐佛教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理论，求佛法者都到中国来。自主性或独立性是说这时佛学已不是中国文化的附庸，它已能自立门户，不再仰仗他力。系统化是说唐代佛学大师通过判教的方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别、互异的经典得到系统的组织，各给一个相当的地位。佛学的系统化是佛教学派演变为宗派的基础。各派大师在使佛学系统化的过程中，不但建立起自己理论上的特点，而且还有浓厚的宗派意识，各认自己一派为正宗，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普及到一切方面。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对于佛教文献中的“宗”进行了辨证，指出并非所有的“宗”都指宗派而言，进而对日本和中国史料中所谓“八宗”、“十宗”、“十三宗”的说法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中国佛教之宗派，除天台宗外，有禅宗、华严、法相、真言、律宗五宗。至于三论宗，虽已形成，但传世甚短。三阶教隋唐盛行于民间，应可认为教派。至于净土宗，是否为一教派实有问题。在《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一文中，作者对于学派与教派的区别作了进一步申论，着重指出了宗派形成与道统之争、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提倡、人民大众的信仰及寺院经济发展之关系。作者强调，在宗派形成过程中，寺庙产业渐成为各宗派所有，佛教道统之争的激烈，是寺庙土地经济的反映。这种意见富于启发意义。

郭朋的论述，比较注重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性。他在《隋代的佛教·概述》中说，“大乘佛教，本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本来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大量僧侣出身高门大族这不仅突出了佛教僧侣的阶级成分，而且也更表明了佛教思想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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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并非出自高门的和尚，“一经出家之后，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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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成了所谓‘高僧’之后，他们也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在《唐代佛教·概述》中，作者除了重申隋代部分对僧侣地主剥削阶级本质的论述外，又着重指出了佛教宗派与封建宗法制度的内在联系。他说：“唐代的僧侣地主，一方面依靠经济力量进行剥削，另方面又依仗政治势力巧取豪夺”；又说：宗派佛教的出现，“反映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正是封建宗法制度，随着寺院的发展而反映到佛教里来的产物”。

石峻、方立天的《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一文，系统地论述了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客观条件。文章指出，每一大的佛教宗派的建立，其实都各有自己的总后台，即依附于某一最高统治者或某一贵族集团势力。而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佛教宗派形成的经济基础。独立的寺院经济为大师们独立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宗教轨范制度，据有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同一派别佛教僧侣思想遗产和物质遗产世代相承的世袭制度，是形成佛教宗派的重要特征，这是魏晋时代门阀制度在僧侣统治阶级中变相的复活。关于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思想条件，文章指出，它是自汉以来佛教理论长期发展的逻辑结果。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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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历史演变，已形成的佛教派别众多，经典浩繁，且多歧义。因此，要建立佛教宗派，在理论上首先必须弥合佛教不同时期各类经典的分歧和矛盾，还须弥合各派对同一经典在理解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从而使本宗有一个似乎可以贯通的理论体系，这个办法就是“判教”。由于先后出现各种不同的判教，隋唐时代才有许多大的佛教宗派的相继成立。文章认为，在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上述三种原因中，首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文章还指出隋唐佛教宗派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思想方面独树一帜，也就是宗派的独创性；二是在组织方面自立门户，也就是与上述独创性紧密相连的排他性。

《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对于隋唐佛教有哪些宗派及各宗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律宗，文章认为戒律是各宗共同宗奉的，所以律宗“虽有宗名，从严格意义上讲实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宗派”。而“净土宗和密宗则完全偏重于信仰，也都很难说有什么系统的宗教哲学理论”。三论宗“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多新的创见，而且为时甚短，就为天台宗所摄取、改造”，因而，“只有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是最富有宗教哲学理论色彩的，而且对尔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章的主体部分便是对此四宗思想特点的剖析，留待下面概述各宗情况时加以介绍。

任继愈《唐代三教中的佛教》[5]一文也概括论述了佛教在唐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他认为唐代儒、佛、道三教中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教为弱。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最后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110/t20111019_185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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