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慧思大师末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汪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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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4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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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慧思大师末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汪祖民

慧思大师（515—577）是末法八十二年，太岁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魏宣武帝延昌四年，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岁也），于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生。俗姓李氏，至年十五出家，奉持守素，梵行清慎，严守戒律，终生苦修，遍亲禅德，学摩诃衍，精修法华三昧而开悟。[1]陈建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俨然而尽，春秋六十有四。

慧思大师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天台宗的先驱、南岳佛教的开山祖师，自陈光大二年（568）起居止南岳十年，讲经弘法，建寺传教，著有《立誓愿文》、《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大乘止观法门》、《随自意三昧》、《受菩萨戒仪》等六部十卷传世，奠定了佛教在南岳发展的深厚基础[2]；其“定慧双开”的止观法门，开启了中国佛教的新风，深深影响着南禅的发展走向；著名弟子有智顗、僧照、大善、静琬、慧成、慧超、智瓘、慧命、新罗玄光等。

慧思大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末法思想，至今仍然是警醒僧众、唤醒世人的重要法宝。他的末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立誓愿文》中，竟用末法年号纪年，乃是前所未有，令人震耳发聩。探讨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启示具有现实意义。

一、末法的意义、征象与判断标准

根据《像法决疑经》、《大集月藏经》等诸大乘经典，将佛教法运分为三期，即正法、像法与末法。每一期法运各具特点。经云：“正法一千年，持戒得坚固；像法一千年，禅定得坚固；末法一万年，念佛得坚固。”又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惟依念佛而得度生死。”

所谓末法，乃相对于正法、像法而言，指佛教之正法纯味渐失而转入衰微之时期。关于此词之意义，《法华义疏》卷五云：“转复微末，谓末法时。”《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本）云：“有教无余，名为末法。”此谓众生根机渐次低下，虽有如来教法而无行证者，此时期即称为末法。末法之世即称为末世。

末法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时分判”、“三时断限”与末法征象：

（一）三时分判

三时，又作正、像、末三时。即如来一代教法住世，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期变迁。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以教（教法）、行（修行）、证（证果）之具足或不具足，配于正、像、末三时之说，他认为：如来灭度后，教法住世，依教法修行，即能证果，称为正法；虽有教法及修行者，多不能证果，称为像法（像，相似之意）；教法垂世，人虽有秉教，而不能修行证果，称为末法。另外，单就三时之修行证果而论，有人认为：正法时，持戒即能成就，称为戒成就；像法时，修禅即能成就，称为禅成就；末法时，惟依净土念佛法门方能成就，称为净成就。

（二）三时之断限

关于三时之时限，诸经论所说互有异同。关于正法、像法之时限，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正法五百年，像法亦五百年。(二)正法一千年，像法亦一千年。(三)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四)正法一千年，像法五百年。关于末法之时限，诸经论所说大抵为末法一万年。然《俱舍论宝疏》卷二十九依《善见律毗婆沙》卷十八所举，将正法千年之后尚有一万年之说法，解释作一万年中之前五千年为像法时，而后五千年为末法时。亦有人据罗什、不空二师所译之《仁王经》，提出另一种之“三时说”，即以八十年（或五十年）为正法期，八百年（或五百年）为像法期，八千年（或五千年）为末法期。　　关于我国诸师之异说，据《胜鬘经疏详玄记》卷十载，净影、道绰、法上、贤首等师，说正法五百年；南山、清凉、灵芝等师，说正法一千年；净土家则谓圣道门之诸教，历三时而渐趋衰灭，净土教却渐兴盛，于末法一万年之后，尚能住世一百年。慧思主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志磐则据《法住记》、《善见论》、《法苑珠林》等书，提出正法一千四百年，像法二千五百年，末法三万年之说，诸师迥异。

（三）末法征象

末法时代佛之正法衰颓而僧风浊乱，其情状约如《法苑珠林》卷九十八<五浊部>所载：“佛涅槃后当有五乱，一者当来比丘从白衣学法，世之一乱。二者白衣上坐比丘处下，世之二乱。三者比丘说法不行承受，白衣说法以为无上，世之三乱。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现在，于世间以为真道谛，佛法正典自为不明，诈伪为信，世之四乱。五者当来比丘畜养妻子奴仆治生，但共诤讼，不承佛教，世之五乱。[3]”

从佛法原理上讲，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是根据众生共业、众生心念的特征而划分的。所以，是相对的。正法、像法、末法，这皆是众生的业报所感现的。心正，则正法现前；反之，心邪，则魔法现前。依佛陀教诲奉行，就是正法；随顺自身业力，就是魔法。

二、慧思大师末法思想内涵的主要特点

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内涵，最集中地体现在《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之中。慧思认为，虽末法时属浊恶，但仍有佛法的存在。他在继承佛教经典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

（一）确信佛教经典对末法时间的记述

关于正、像、末之时限，慧思依据“释迦牟尼佛《悲门三昧观众生品本起经》中说，佛从癸丑年七月七日入胎，至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至癸未年年三十，是腊月月八日得成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正法从甲戌年至癸巳年，足满五百岁止住。像法从甲午年至癸酉年，足满一千岁止住。

佛教基础知识大全及答案

末法从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满一万岁止住。入末法过九千八百年后，月光菩萨出真丹国，说法大度众生。满五十二年入涅槃后，《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灭不现，余经次第灭。《无量寿经》在后，得百年住，大度众生，然后灭去，至大恶世。”

“释迦牟尼说法住世八十余年，导利众生，化缘既讫，便取灭度。灭度之后，正法住世迳五百岁。正法灭已，像法住世迳一千岁。像法灭已，末法住世迳一万年。”这种“三时之断限”，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说法。　　

（二）判定其所处之时代，佛教进入末法

《誓愿文》中自叙一生行迹，多言年至若干岁，为末法若干年，如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岁在乙未十一明十一日，于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生。”“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等等。

关于何时进入末法，由二要件决定，一是三时期限之长短，二是佛陀生灭于何年。此二项各有异说。前者种种说法，已见上述。关于佛陀诞生之纪年，据隋朝的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有如下六种传说：一、周庄王十年甲午（前687年）；二、殷武乙二六年甲午（西元前1167年）；三、周昭王二四年甲寅（西元前1027年）；四、周平王四八年戊午（西元前723年）；五、周桓王五年乙丑（西元前716年）。六、周贞定王二年甲戌（西元前467年）。诸说皆有所据。慧思则别据《本起经》，认为释迦佛“甲寅年（前1147）四月八日生……至癸酉年（前1068）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正法从甲戌（前1067）年至癸巳（前568）年，足满五百岁止住。像法从甲午（前567）年至癸酉年（433）足满一千岁止住。末法从甲戌年（434）至癸丑年足满一万岁止住。”慧思据此推算，其生年北魏延昌四年（515年）为末法八十二年，断定当世已进入末法。　　

（三）出现末法征象，时代进入末法

慧思大师在《誓愿文》中说：“如愿中说入道之由，莫不行愿，早修禅业，少习弘经，中间障难，事缘非一，略记本源，兼发誓愿，及造金字二部经典。”“慧思自惟，有此神识无始已来，不种无漏善根，是故恒为爱见所牵，无明覆蔽，致令虚妄生死日增，苦轮常转，未曾休息，往来五道，横使六识轮回六趣，进不值释迦出世，后复未蒙弥勒三会，居前后众难之中。”

从社会大背景来看，慧思大师不幸生于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中国佛教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经历了几次法难，佛教教团也是鱼龙混杂，五浊竞兴，众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

从曹魏代汉到隋灭陈止，共计369年，总称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但在局部地区或短暂时期，又有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这使佛教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阶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撞冲激荡，参差交会，形成了独具中国历史特色的佛教思潮，影响甚至支配着南北朝一些大国的统治思想。

北朝各代普遍重视儒家思想，相对稳定；但佛、道势力却往往波及政局甚大。魏太武帝任用崔浩，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440年改元“太平真君”，限制沙门，征兵僧侣。446年，太武帝至长安，发现佛寺藏有兵器、财物和妇女，遂从崔浩之议，自谓“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诏令魏境悉坑沙门，破毁佛像胡经。道教领袖寇谦之反对诛杀沙门，毁灭佛教。太子晃监国，缓宣诏书，沙门因此多得逃亡藏匿，经像也部分隐藏下来。这一毁佛行动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佛教增强了“末法”意识，驱使佛徒大批南下。这是佛教历史上第一次法难。

从个人经历遭遇来看，可谓九死一生。年三十四时，在河南兖州界论义故，遭值诸恶比丘，以恶毒药令慧思食，举身烂坏，五脏亦烂，垂死之间而更得活。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郢州刺史刘怀宝共游郢州山中，唤出讲摩诃衍义。是时为义相答故，有诸法师起大瞋怒，有五人恶论师以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食，所有余残三人啖之，一日即死。慧思于时身怀极困，得停七日，气命垂尽。至年四十二，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观邑寺上，又讲摩诃衍义一遍。是时多有众恶论师，竞来恼乱，生嫉妒心，咸欲杀害，毁坏般若波罗蜜义。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请讲摩诃衍义一遍。是时多有众恶论师竞起恶心，作大恼乱，复作种种诸恶方便，断诸檀越，不令送食。
尽管他所处的时代，佛法正兴盛之中，慧思能够洞察到危机四伏，慧思圆寂之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佛教法难。《誓愿文》记载：“从年二十至三十八，恒在河南习学大乘，亲觐供养诸大禅师。游行诸州，非一处住。是时国敕，唤国内一切禅师入台供养，慧思自量愚无道德，不肯随敕，方便舍避，渡淮南入山。”

南北朝（420—589）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摒唐法琳《辨正论》记，南朝到梁（502—556），共有寺院23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1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魏书·释老志》记，魏太和元年（477）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延昌中（513—515）有寺13727所，增加一倍多，僧尼亦应成倍增加。再过37年，到东魏末年（550），魏境“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但大体能够表现出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

北魏宣武帝（500—515）即位之初，诏于洛南伊阙山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二所。此后经历代陆续营造，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孝文帝本人“笃好佛理”，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组织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整个北国。孝明帝（516—528）时，灵太后专权，在城内起永宁寺，佛图9级，高40余丈，中有金玉佛像10余驱，僧房楼观1000余间。时洛阳有寺500，杨街之为之作传的即有80余所。

北朝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终于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正式宣布毁法，名僧慧远（净影）、前释任道林等面争无效，遂于北周全境扫尽官私所造一切佛塔，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道教也同时受到一定破坏，唯有六经儒教独被存立。次年，周武帝卒，佛教再次复兴。

周武帝毁法为时极短，但打击切实酷烈，其影响于佛教者，比第一次更甚。僧尼逃匿山林，与北魏以来的流民混杂一起，成了全隋的重大社会问题，直到唐初，仍是左右统治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炽烈的护法观念，对护持正法充满信心

护法观念乃是慧思末法思想中最为精彩、最为感动人的地方，是其全部末法思想的精要所在。他的这种护法观念与佛陀说法的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慧思说偈：“为护正法发此愿，故造金字般若经；为护众生及己身，复造金字法华经。”

为在末法之世护持正法不失，慧思发誓，为众恶论师及一切众生造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一部，于十方六道普现无量色身，不计劫数至成菩提，当为十方一切众生，讲说《般若波罗蜜经》。及金字佛经造成之后，慧思又复发愿，欲入山经行修禅，成就五通神仙及六神通，受持释迦及十方佛所有法藏，并诸菩萨所有论藏。于恶世中，持释迦法令不断绝，于十方佛法欲尽处，愿悉在彼，持令不灭。

慧思《誓愿文》说：“世法如云，有为难信，其爱著者，即为烦恼大火所烧。若弃舍者，则至无为涅槃大乐。一切众生迷失正道，永无出心。我为众生及为我身求解脱故，发菩提心，立大誓愿，欲求如来一切神通。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先学已证，然后得行。自求道果，为度十方无量众生。为断十方一切众生诸烦恼故，为令十方无量众生通达一切诸法门故，为欲成就十方无量一切众生菩提道故，求无上道。为《首楞严》，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恒居林野，经行修禅。”

慧思面对众恶论师欲置他于死寺发愿：“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琉璃宝函奉盛经卷，现无量身于十方国土讲说是经，令一切众恶论师咸得信心，住不退转。”

“既得经首，即遍教化诸州刺史及土境人民、白黑道俗，得诸财宝，持买金色，造作经用。从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于南光州光城都光城县齐光寺，方得就手报先心愿，奉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部，并造琉璃宝函盛之。即于尔时发大誓愿：愿此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七宝函，以大愿故，一切众魔诸恶灾难不能沮坏，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兴于世，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时。

慧思率先垂范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忏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忏悔。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为佛一切智，当发大精进，具足神通力，可化众生耳。”

（五）护持正法的途径

慧思对于时代处末法，心中有正法，不仅有护持正法坚定信念，还有护持正法的有效途径。

第一、“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先学已证，然后得行。”

第二、“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

第三、应常念本愿，舍诸有为事，名闻及利养，乃至恶弟子，内外悉应舍，专求四如意，八种自在我，五眼及种智。

世尊虽然说过“过去诸如来，依寿减变，于彼七日后，正法隐没，今我涅槃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住世满一千年……”这样的话，但是他仍然为了使正法久住，而说了大陀罗尼咒，正如《涅槃经》所云之末法中有十二万大菩萨，持法不灭。世尊在《法华经》中说，他灭度后，有六万恒河沙等菩萨于娑婆世界护持读诵广说《法华经》；《大乘同性经》卷十亦云：“住持一切正法、一切像法、一切末法。”故虽有法灭之说，但仍有克服法灭的正法意识存在，而非绝对的法灭不现

慧思正是根据佛经的记载，通过对佛教现实情状的反省，而宣说末法到来的事实，并以大乘菩萨的入世观摄己度人，笃实行道，虽历尽磨难而终不改悔，试图藉以扭转当时佛教界不修禅定、不思经义的颓废之风，以避免法灭的厄运。

三、慧思末法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为例，佛言：“我灭度后末法年中，有多钝根劣智众生：心迷意碎，智暗情昏，虽有斋戒，并无智能；愚心高傲，邪见自专，不肯下心，参求明师真正觉法，一向执着，认妄为真；或有执着经书文字；或有执着诵持名数；或有学得一言一句便为究竟；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修少善根，生大果望，是人愚迷，不会佛意，自诳自瞒，虽是善因，难逃恶果。”　　末法时代众生虽然有按教法斋戒参悟研究佛法，但是由于这些人不能破除执着，或者为经书文字表象迷惑，偶然学会了佛陀的只言片语便以为解读佛法，没有得法以为得法，未能证悟偏说证悟，自己所种善根浅薄却妄想通过念佛得到大的果报，这些都是人误入歧途自欺欺人，因此虽然他们看起来是种下善因，但其实不仅不能亲近佛法真实，还要招致恶果。

对于佛教末法时代的征象，对末法观的首倡者慧思的这一思想进行研究，对于现今的中国佛教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死于安乐，生于忧患

佛教在印度的式微，中华却成了佛教的中兴之地，这与历代高僧大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末法思想体系有一定的关联。

尽所周知，佛教发源于印度，尽管佛教典籍中有关正、像、末三时之说的记载，但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中，并未形成系统的末法思想。根据佛法的“三时分判”之说，不仅为中国的高僧大德们建立末法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根源，而且经由中国佛教界高僧大德们的发挥与创造，才真正演变为一种时代观念或危机意识，还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末法思想体系，在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南北朝初叶，已有人相信当世入末法时代。现存敦煌伪经中，亦多有末法之说。特别是自北魏太武帝废佛，已经使人们有所戒惧，体会到末法危机的实际存在。不过首先明确提出三时的观念并系统阐述其末法观的高僧，乃是被天台宗奉为三祖的南岳慧思禅师（515-577年）。慧思以后，自隋唐以降，许多大德高僧，皆有末法思想的主张，而末法意识之特别强烈者，则以慧思、信行、窥基等大师为代表。
当代也是有不少有识之人，无论是教界、政界和学界，对佛教的发展现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党和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逐渐贯彻落实之后，一方面佛教获得了全面的复苏，全国各地寺院获得了恢复重修、甚至于兴建了一批有影响的寺院；文化建设也有了新的发展，文物得到了保护、期刊出版方兴未艾；佛教教育获得了新的进展，院校建设逐步完善，信众修学体系也逐渐健全；佛教教职人员，参政议政，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出现的泥沙俱下的情况出现，寺院建设的功能发生了变异，有的地方是“先造谣，后造庙。”目的就是发展旅游事业；有的寺院在办法会时，求大求全，有“千僧宴”；搞寺院建设，追求什么全国第一，什么世界无二；还有的寺院“十方丛林”变成了“子孙寺院”，严重影响了道风的纯正等等。

（二）佛教自身建设刻不容缓

在寺院管理中，道风建设是核心，人事管理是保障，财产管理是关键。抓住以上三个环境，才能使佛教寺院道风纯正、清净和合，成为弘法利生的基地。

近年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佛教道风建設面临严峻形势，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金钱至上，甚至少数人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这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到僧人队伍，败坏了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中国佛教的前途与命运。

佛教僧团制度问题，一直为僧界所普遍关心，太虚大师曾表

浅析佛教哲学知识

明自己的愿行说：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专门撰定《整理僧伽制度论》，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僧伽制度的改革。中国丛林中，最不健康的就是子孙丛林体制。历代祖师、高僧大德，无不防微杜渐地制定清规，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和杜绝“丛林子孙化”的苗头。太虚大师说：“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

子孙丛林的弥漫，到底将造成何等危害？以至太虚大师将此佛教寺院“家族性”判为佛教衰败的根本症结？

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归纳到佛教的人才培养，加强道风建设，提高四众素养，这是佛教兴盛刻不容缓的重大事情。

（三）对正法的弘扬充满坚定的信心

《法华经》所云：“佛以一因缘大事，而示现世间；所谓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教如何适应民众，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任务，也是一个现实的艰巨任务。如何“悟入佛之知见”，引导众生趋向佛法，唤醒民人觉悟人生，从而净化社会风气，挽救世道人心，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这是现代佛教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在中国历二千余年，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与儒道等中华文化相互交融之中，能够传承至今，体现了佛教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也是需要清醒认识到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许多大德高僧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慧思大师“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这也是一个明证。时届当代，中国从农耕时代发展现当代的商品经济、信息化时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佛教的中国化问题面临道繁重的任务。

慧思大师在《誓愿文》中说：“末法之中，是时世恶，五浊竞兴，人命短促，不满百年，行十恶业，共相杀害。”面对当今时代，天灾人祸，佛教是大有用武之地。人们在“五浊恶世”之中，更需要佛法的指引，解放人们的精神枷锁；当代社会为佛教弘扬正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政府对宗教政府进一步落实，提出了宗教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号召；无论是弘法的物质条件还弘法载体，更加方便，在大德高僧的努力之下，佛教已经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的宗教。

总之，我们探讨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的内涵，就是能够感受到尽管身处在末法时代，但心中有正法长久存在，就是正如慧思所说：“我今誓愿持令不灭，教化众生，至弥勒佛出。”让这样的大宏誓愿能够实现，就是对佛法充满坚定的信心。面对末法时代的种种不如意的现象，我们不能够意气消沉，无可奈何？而是能够像慧思大师一样，能够感受到自己承担的责任重大，处处“悟入佛之知见”，担当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责任。佛教是智慧的，具有严密的思想体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同时佛教又是重视修行实践的，由定发慧，定慧等持，才能让佛教在末法中保持正法的光彩，这是时代的使命，也是佛教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南岳佛教协会《慧思大师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第1页。

2传印《时代处末法，心中有正法》，《磨镜台》2011(1)，第4-5页。

3宋道发《慧思末法思想之研究》，《闽南佛教》，2000年第1期。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环境与教育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寒山寺文化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