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教的心理教化功能探析——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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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的心理教化功能探析——常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较之以往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由此在价值取向上产生价值多元化的新格局。其中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佛教的发展比较快,信仰佛教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官方统计的中国信教人数截至1997年是一亿多,民间估计其中8000万是佛教徒。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佛教出家僧尼大约20万人,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到底有多少人信仰佛教,难以统计,但人数上升是个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河北柏林禅寺,2006年到该寺皈依的人数是6000人。[1]在分布上,如果说以往信佛教的人大多是一些老太太的话,那么对现实的考察发现,现今信佛教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老太太外,还有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官员和娱乐圈的一些明星们。如何认识这一社会现象,笔者从佛教的心理教化功能这一层面来分析,这对正确认识和处理佛教问题不无意义。

一、佛教的心理教化功能

我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作为农耕文化的国家,历来被认为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三教的社会功能似乎在社会得到一种基本共识,即:“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笔者以为,佛教的“治心”在本质意义上就是心理教化功能。只要正视现实,就会发现,佛教早已内化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其教化作用是无疑的,也是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其心理教化功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影随形,难于回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基本教义和偈颂。佛教经卷、禅师偈颂和诗歌画联汗牛充栋,而典籍中的法、悟、觉、修、慈、悲、信、愿、行、功德、清净等用词出现最为频繁,体现了其心理教化的功能。佛教的教化作用蕴涵在佛教的大量经典中。如:

“缘起”论:“缘起”认为,一切事物必须具备种种因缘(即条件)而后生起,宇宙和人生的种种现象都在各种关系中存在,无独立的个体;同样,也因关系的演变而分离或消失。我们通常所说的行善得福,作恶得祸(因果报应)是缘起论的重要表现。

“慈善”论:佛教认为人世间有一百零八种烦恼,因此在佛教的教义中,把慈悲为怀作为其主旨,如,“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法华经.眥喻品》)。众生营营扰扰,如溺海中,应施大法力救济之,使登彼岸,“欲普度脱一切众生”(《佛说无量寿经》)。主张“自利利他,法皆具足”,即指上求菩提为自利,下化众生为利他,完成自他两利,人可成佛。佛教还主张各种坏事都不要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如今我们从事的慈善事业是佛教影响的结果。

“忠孝”论:佛教称:“忠之一字,义贯万行。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尽分。尽分则属己分中事,自必务乎实行,决无虚应故事”。[2]

“笃信”论:佛家主张做事要讲诚信,要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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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情要专注,排除各种杂念,如,“若人情精进,常修慈念,不惜身命,乃可为说”(《法华经.眥喻品》),为了诚信可以不惜身命。

“修身”论:佛教主张先心正才能身正,不取不义之财。“心病者何也?贪嗔痴是也”,“心既得其正,身随之而正。以既无贪嗔痴之情念,何由而有杀盗淫之劣行乎?”“代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3]

“谦卑”论:如“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等。[4]

“极乐思想”:“世界和平,人民安乐;灾障消灭,祸患不生;正法久住,法轮常转;法界有情,同生极乐”。(《六祖坛经注释》)

(二)佛教仪式。佛教礼仪是佛教教化功能的外在行为表现。佛教礼仪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巫术、禁忌、献祭、祈祷等。巫术礼仪:如超度亡灵、超度魔类、戴护身符咒等;禁忌礼仪:是佛家控制和限制自身的一种心理和行为,如忌杀生、忌邪淫、忌贪欲、忌谎言、忌恶语咒骂等;献祭礼仪:是向佛、菩萨像和其他神灵表示崇敬而敬献供品的行为,主要有献供、布施和祭祀仪式;祈祷仪式:是用言语和行为向神明表达颂扬、感恩、和恳求的仪式,如叩拜、诵经、祈愿等。[5]在进行佛教礼仪的过程中,信教的人群便直接地受到了教化。即或一般人,在进入佛教的大小庙宇寺院,看到佛教举办的仪式、听到诵经和庙宇中的鼓乐声也被那种庄严肃穆所感染。

(三)清规戒律。清规戒律语出《释门正统》:“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禅林规式,谓之清规。”原指佛教寺院所订立的仪规和戒律,因佛教十分注重修持方法,提出“善导”的理念,主张“精勤修福,守护戒律,威仪不缺,遵行规则”,《弥勒上生经》说“应持五戒、八戒、及具足戒,身心精进,不求断结修十善法,”这对人们不无启发。其中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对人们养成良好的秉性有积极影响。《西游记》中的猪吾能和尚被规定了“八戒”,意在让他取得“真经”。佛教的其他戒律比较严格,许多内容超过常人所能接受,这也是为了“修持”。

(四)佛教语词。佛教语词大量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菩萨、佛祖、观音、如来、佛法、佛经、忏悔、苦海、世界、慈悲、慈航、罗汉、行者、行善、菩提心、涅槃、法宝、皈依、十恶不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夫俗子、超凡脱俗、芸芸众生、口头禅、一尘不染、一丝不挂、五体投地、不二法门、牛头马面、头头是道、百丈竿头、菩萨心肠、法力无边,等等,原本都是佛家语。其所传递的思想,事实上已经渗透到我国的众多领域,她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化作用随之发生。除了大量的佛教词语以外,全国各地的佛教名山、寺院、石窟、佛塔等佛教文物古迹人们都耳熟能详,你可以不信“佛”,但你回避不了她,也不能鄙视她、排斥她,而事实上你在参观佛教名山、寺院、石窟、佛塔之中默默地认同了她,接受了她,利用了她,她在你心理的教化作用也已经在默默中产生。

(五)佛法。佛教佛法的名词有法、法门、法王、法师、法眼、法事、法宝、法界、法轮、法器、法华经、法眼宗、法界缘起等等。佛法不同于现代的法律法规,她无立法机构,无所谓母法子法之说,没有部门法、行业法,也没有很具体的条款和执行机构。但是,佛法的教义在现实中找到了影子。“一是民法的法律主体的平等与佛法的众生平等,二是民法中的自由与佛法的解脱或涅槃的相近,三是民法中的诚实信用与佛法中的博爱相近,四是商法的赢利与佛法中的自利、利他的联系。”[6]这在佛教心理教化的整体功能中仍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信佛教的人们虔诚的服从佛教的教义,不敢违背“佛”的意志,担心受到/魔法0的惩罚。佛教寺院庙宇中的护法菩萨,其貌威严无比,这无形也给人一种惩恶罚邪的教化。

以上这些,都是佛教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经常而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佛教教化的基本特点为:

1.主旨的慈悲性。慈悲为怀、大慈大悲、扶困济贫、实行布施、惩恶扬善的思想贯穿佛教的整个系统。这种向善施善的思想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和价值取向,这是佛教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来源。

2.教化的文化性。文化性是佛教“教育性的灵魂”。[7]佛教通过文化的各种形式和渠道来实现教化,因为文化没有强制性,因而人民易于接受。这是佛教特殊教化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3.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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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悟道”性。主要是通过自我“悟道”,即人的心理的自省来完成教化作用,最终得到心理的特殊慰藉,这在佛教的教义和仪式中有大量的词语表现,如:释怀、禅心、修心、净心、静心、善心、慈心等。

4.效果的“双利”性。她追求的是利他性和利我性。利他性是对他人实行布施(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和施善,他人得以解脱烦恼和痛苦;利我性,是指身前对人施于慈善,身后必有善果。利他利我的统一,使佛教在民众中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佛教教化功能得以发挥的动力。

5.信众的广泛性。不可否认,佛教在广大的人群中有深刻的影响,除了信徒以外,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佛教的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教化,佛教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这与佛教久远的发展历史不无关系。

从上述基本特点的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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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佛教的教化作用是巨大的,其教化的内容、形式、方法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二、佛教的教化与现实的距离

佛教之所以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是因为佛教的教化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尤其佛教教义中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济困扶危,惩恶扬善,实现了佛教的主张与信众美好善良心理的期待完全的契合。古往今来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信奉佛教的人群中,人们友善相处,行善积德,极少发生违法乱纪的现象。佛教不仅使人实现了自我心理的调节,而且社会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形成了自然整合的态势,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和谐,这就是佛教思想教化的社会功能。她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对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发挥了政权统治、行政手段、法律约束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佛教的教化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华方田先生认为的,“佛教本身僵化的东西也加剧了和现代人的距离。佛教的改变是滞后的,它不当机。到了后来变得越来越远离社会人生。”[7]对此,笔者分析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修心方面。佛教特别注重通过悟道和传道,主张克除种种私欲,脱离一切世俗观念,以净化人心,使人臻于完美,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可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设想是超现实的,是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反对放纵心志,反对私欲和物欲的无限膨胀,但现阶段,人的正常需要应该得到支持和满足,这既是人性的表现,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一意义说,佛教的清心寡欲远远脱离了社会现实,这也是佛教与现实生活较之以往更为“紧张”的原因之一。很有意思的是,有的人电话向五台山咨询出家之事,释普润法师告知他们真实的僧团生活——每天只吃一顿饭,不能吃葱姜蒜和鸡蛋,更别说肉,睡觉要穿着衣服,还要打扫厕所和做饭,,这时,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回去想想”。[9]想过之后就不再来了。这说明清心寡欲的生活也会弱化佛教的教化功能。

(二)因果报应方面。在佛教的教义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影响着虔诚的信徒们广积善缘,这对构建良性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那些“不忠不孝、非礼非义、作贱五谷、明欺暗骗、大斗小称、奸盗诈伪、淫邪欺罔之徒”,和如今那些贪得无厌、鱼肉百姓的贪官们,未必都被打到阴司里,“受那些磨烧舂锉之苦,煎熬吊剥之刑”(《西游记》第十回)。如果说在蒙昧的年代有许多人相信的话,受现代科技洗礼的现代人自然是不相信这一套的。那么,佛教那些自我“悟道”的教化方法是失效了,而真正对不法分子的抑制还得靠现代的教化和法律的惩制。

(三)佛法思想方面。虽然“佛法的教义在现实中找到了影子”,但“法本从心生,还须从心灭”;“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等,明显地带着唯心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体现了佛法无边的思想,又体现禅宗顿悟之说”,[10]然而,现实生活表明,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多,也很完善,但仍然发挥不了“无边”的作用;有的人可以“顿悟”,却也有的人在“苦海”中执迷不悟。由此看来,佛教教义中的“佛法无边”和“顿悟”只能是主观愿望而已。

(四)有的人把经“念”歪了。佛门非净土,一些不良风气对佛教的教化作用产生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出家人与浮华尘世彻底决裂,苦行的姿态让人敬仰和感佩,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太多佛门非净土的现实。赵朴初老先生生前曾感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寺院财富的增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的拉帮结派、聚讼纷争;有的刚愎自用、私欲膨胀。这些不良风气势必会破坏佛教的形象和声誉。”[11]

三、佛教的教化功能的创新

佛教被尊为“和平宗教”,其作为“本土”教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发挥她特殊的功能。由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在创新,佛教也面临着创新的挑战。怎样创新呢?我们认为,“佛教的根本性是不能变的。需要变的就是让佛教精神跟这个社会融通”。[12]

(一)划清佛教与封建迷信的界限。佛教不是万能,其积极教化功能的发挥是有限的,一方面,因为其本身的教义有脱离现实的因素,不可能使所有人“脱离苦海”;另一方面,来自封建迷信的干扰使其积极教化功能受到影响。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发现,一些人把信佛教和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对佛教信徒对“佛”的虔诚也常以为是迷信成分。其实,佛教与封建迷信是有严格区别的:1.佛教的主体是广大的信众;封建迷信的主体是零零散散的人的个体。2.佛教有教义、教规,尤其有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典;封建迷信则没有什么教义、教规等。3.佛教成为可供研究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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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是中华民族多元遗产的一部分;封建迷信则不是。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对封建迷信则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对于那些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破坏活动的行为要进行打击。5.佛教及其成立的社团组织在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封建迷信则没有这一权利。由此看来,只有把佛教和封建迷信严格区别开来才能还佛教真实的地位,才能有佛教发展、创新的空间,人们才能实现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佛教的教化功能和作用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二)进行价值取向的调整。20世纪末,我国出现了价值多元化的倾向,严格说来,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文明社会的体现。我们看到,连一些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官员和文化娱乐圈内的名人也参与出家,如,李娜、陈晓旭、史国良等。1一方面,我们认为,“出家也好,在家也罢,那些执著自己信仰的人都值得尊敬。”“他们的不断涌现给了社会公开讨论信仰的机会,让迷茫的现代人寻得精神共鸣。”“不管信仰什么宗教,能够想想人生的意义就是好事”。[13]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那些选择出家,抑或像李娜所说的“不是出家,是回家”的人,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更不应该有责难之词。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纯人性的、纯生活的、纯美好的东西。”[14]然而,佛教教义中的关于来世的信念、念咒驱魔、安于现状、顺从命运等,是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会出现“世俗认为出家是悲观厌世,佛说出家是积极人生;世俗认为出家无情,佛说出家是大孝;世俗认为出家是逃避,佛说出家是进取”这种迥然两异的价值观?[15]从佛教方面说,佛教应该考虑如何顺应时事,关注当下,关注社会,并适时地进行一些价值调整,摒弃那些消极的因素,换以积极的东西,使“人间佛教”的新理念发挥培养人们真善美的作用。这里还值得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太过于物质化,应该有积极的精神追求,有精神追求才能实现理性的觉醒,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三)充分发挥其文化性的作用。“文化生态是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的有机组合,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6]从整个社会来说,文化形态是多样化的,既然佛教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一定的范围给予宣传,不要将她低俗化,更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和科学对立起来,和其他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如果对立,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违背常理的。佛教教化的文化性特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许多教育形式所不及。如何进一步展现佛教积极的思想内涵,在加上群众的自觉性,使其教化的功能产生更大的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另外,为充分发挥其文化性的作用,提高佛教教徒的文化层次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强化心理慰藉作用。我们知道,佛教必须通过一定的佛教仪式,如寺院、诵经、献供香火、叩拜祈祷等才得以表现,这是形式问题。现实情况表明,许多人到寺院参观游览,甚至献供香火、叩拜祈祷,这些人未必信奉佛教,只是人的自我心理慰藉使然。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这种自我心理慰藉原本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她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世界观、人生观的纯伦理道德的进步,但产生净化心灵的作用也是一件善事,在一定的情况下,她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那么,如何把内容和形式区别开来,通过佛教的仪式不断强化人的心理慰藉,从而增强佛教的教化功能,也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赋予佛教词语新的解释。佛教对汉语及其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汉语词语中包括了大量的佛教语汇(包括成语典故),对此,许多人还不甚了解,如何将现有的佛教语词放在理性的层面上进行思考,给予更具新时代的衍化和解释,也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努力(周恩来总理曾尝试过)。另外,佛教对我国文学艺术(含诗词、绘画、书法、美术、音乐、建筑)的影响比比皆是,如何发挥这些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也有待我们做许多研究工作。

总之,佛教的教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作用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其与信众和非信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由于佛教也有诸多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宜之处,对此,佛教的信众,也包括非信众在内,尤其是社会学家们应积极地引导宗教及其活动向更高的道德层次发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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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凌.王老师哪去了[N].南方周末,2007—03—22(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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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赵凌.佛教和现代人的距离[N].南方周末,2007一03—22(B10).

[10]郭瑞林,欧阳任仁.《西游记》中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J].云梦学刊,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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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2/t20130207_204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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