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教与生态关怀——陈海平

佛教,放生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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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2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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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与生态关怀——陈海平

当今时代，环境污染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然而这一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佛教认为，破坏环境及生态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身的贪婪。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欲望无限度地放纵和追求，不能有效节制，一味不顾后果向大自然索取，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潜伏于未来的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人类生态环境的根源。

佛教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当今的生态及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佛教是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认为世间万象互为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遵循一种因果规律，充分说明人与世间万物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生命界按照各自的造业，轮回于六道之中。在求生方面，在追求安宁幸福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在佛性上更是平等。因此佛教要求信徒善待一切生灵，戒杀、放生。人类之间更是要求相互关心、和平共处。大自然对人类有天覆地载和养育之德，因此对大自然应怀感恩之心，反对无度的占有、浪费，更连论是态意破坏。这些环保理念在佛经中比比皆是。尽管其理性与理想成分较多，但随着佛教的一步步传播发展，2000多年来对维护人类的和平与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佛教制定有杀生戒，并视之为第一大戒，同时极力赞叹放生功德，甚至有佛陀舍生饲虎的故事；在僧团中制定有在动植物滋生的两季结夏安居的制度，尤其是汉传佛教，有着优良的素食传统。这些在客观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佛教徒有植树造林、养林护林的优良传统，所以佛教寺院通常都是林木葱郁、鸟语花香、环境清幽。这既是缘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也是出于参禅修道的环境需要。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到了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本身慈悲为怀、好生恶杀的教义，与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护惜生命、崇尚自然的生态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德意识有着夭然的契合性。

中国从梁武帝以来，便开始提倡素食、不杀生。从朝廷到民间，由僧众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如梁武帝就曾经下诏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陪唐时期，在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日）和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等节日期间也都要禁屠，这都是受到佛教护生观念的影响。

受佛教的戒杀、行善的观念影响，佛教自入传以来，中国各地就开始有了释放被捕动物的举动，叫做放生。在唐朝放生活动很盛行，朝廷也主张和支持放生活动。汪汲著的《事物原会》载“唐肃宗乾天中命夭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是放生始于梁而置放生池始于唐也。”其实，早在隋朝时，佛教寺院及其僧人就开始修置放生池，大力提倡护生放生。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凯在天台山时就曾经在江浙一带修建了63处放生池，并为被放的鱼类讲《金光明经）和《法华经》，还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鳌。在彭际清撰的《净土圣贤录》里说智舰“赎鱼遭溪梁六十余所，作放生池，表闻于朝，严禁采捕。龙天致敬，道俗向化，法教干斯大盛”。自此以后，由唐至宋及明，无不盛行放生。在道宣作的《续高僧传·释普安传》里有如下记载：普安19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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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于完侧村中，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长索钱十千。安日：“贫道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安即引刀自割牌肉日：“此彼俱肉尔，猪食粪秽，尔尚瞰之，况人食米，理是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故使西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祀，乃至于今。另外，武则天时，监察御史王守慎辞官为僧后，也在京兆西市开凿了一个池塘，“伎分永安果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

佛教的这种护生、放生的观念是以缘起思想、因果业报为基础的，佛教寺院及僧侣们把护生放生活动作为自己积攒功德的行为来做，希望在来世得到福报。这种观念很容易被原本就崇信佛教的人们所接受，所以在他们的影响下，护生放生的观念在社会上就流传了开来，并且逐渐深入人心。如，武则天时就有人“以络钱殡禽飞，或沉饭饱鱼腹”。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曾经颁布圣旨，在全国的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立81处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唐穆宗时的宰相元镇在视察江东时，就曾经在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所。并“戒其僧日：‘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7年）救令天下重修放生池。

此外，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也极力提倡放生。明末莲池大师云栖株宏则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他写了《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以备大众于放生时，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佛教的这种惜生、护生观念的传播在当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放生在后世出现了一些异化的现象。有人专门以捕获飞禽走兽出卖为生，以满足一些人的放生欲望。这使得放生产生了较多的副作用，这种放生是以捕生为基础的，先捕后放，以求得自己的功德，这种所谓的助德，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意义。当这种伪善的行为在社会上流行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不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现代环保理念的。在中国民间，放生是颇受尊敬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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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在节日放生，也愿怠到寺庙放生。为满足教徒的放生意愿，许多寺庙在佛寺的门前或周围都建有专门供信徒放生的场所——“放生池”。如果说过去放生仅仅是一种慈悲精神的体现，或者说是信徒为了积擂功德的产物，那么时至今日，放生活动就同时具有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

佛教以解脱为目的，修行为教徒所必须。为此，佛教徒喜欢在膏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无论是深山僻壤，还是城郭闹市，举凡佛教寺院，大多树木葱笼、鸟语花香，不失为生态保护的楷模。

一般来说，凡是佛教寺院所在的地方，僧人们总是不断努力地植树造林，装点环垅。隋朝时，并州（山西太原）武德寺的慧觉法师，听说往生净土，园果布施为最大功德，于是千里迢迢由晋州（山东）求得枣树植于并州城内开义寺。使该寺形成了一片枣树园。虽是出于个人积攒功德需要，然而枣树种植后也是人皆欢喜，客观上美化了环境，方便了众生。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州重建大云寺时，也种植了很多树木和3万棵竹子。最有代表性的是，衡山七宝台寺的僧人玄泰偿以衡山多被山民所伐、烧含，为害滋甚，乃作《含山谣）日：“含山儿，舍山儿，无所知，年年研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分。猿揉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茹草肥。年年所断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来，来年更研当阳坡。国家岳域向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有诏禁止。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这说明了僧人们不仅热衷于植树造林的活动，而且他们对于植树造林的意义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创立临济宗的僧人义玄在山上栽种松树时，他的师傅希运问他栽松树干什么用，义玄就明确回答道：“一与作景致，二与后人作标榜”。僧人们这种追求寺院美景，保护寺院周围环境的意识和要求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纵观历史，中国佛教向来具有保护自然、美化环境的优良传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中国佛教徒的行为准则。有一句古话：“天下名山僧占多”，这里的“僧占多”并不是自私的占有，而是积极地建设和保护，是与自然界完美的协调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