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王雷泉：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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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雷泉：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在中国社会转型

佛教教理基本知识

的变迁过程中，主流佛教因义理不彰、组织涣散，无法满足民众爆发性的宗教需求。佛教因意识形态歧视和制度缺陷而形成的“围墙困境”，为权力寻租与资本逐利提供了巨大市场。政商利益集团利用佛教品牌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侵吞佛教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佛教的庸俗化与神秘化倾向，为彰显佛教智慧与慈悲的核心价值，本文进而分析“文化”的广、狭二种含义，确认宗教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面对“法不归位”的现状，提出为信仰、政治、学术三极划界，分析佛教修行人、佛教社会人和佛教文化人各自的社会角色，应守住本份而互相提携。为改变佛教目前的边缘化状态，本文强调书院在佛教复兴和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作用，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使佛教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和精英人群，以提升社会对佛教智慧的认知，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

一、佛教复兴中的围墙困境

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蓄势待发，指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多年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尚处于复兴临界点，指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与现存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巨大张力。这一围墙困境，导致正统佛教的供给严重不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

当今世界70亿人口中，86%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苦“墙”久矣！蒋孝严先生对大陆风景区的高额门票，特别是对寺院收费的质疑[1]，可谓旁观者清。当今中国佛教被围墙困住手脚，面对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临城下”的局面，为使佛教处于平等公正的发展格局，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正当其时。为回应蒋孝严先生的质疑，2010年8月，佛教界和文化学术界有关人士在东林寺举行关于“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的座谈会。笔者在会上指出：“给寺院设道墙收门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有对佛教的歧视。我们要分清两堵墙：一堵是应该树立的，保护佛教纯洁性、神圣性的墙；一堵是应该突破限制弘扬佛法的墙，以利益大众和社会。”[2]

墙的第一重含义：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凝重肃穆的墙基，区分出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佛教通过“结界”，以自然界的山林、流水之地形，或以僧团居住、修行、作法事等宗教活动，为自己划定特定的区域，以确保戒行无缺失，能够从事正常的修持活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的士兵决不能进！”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行宫，尚且不能侵犯农夫磨坊的产权，今天中国的寺院，岂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3]

墙的第二重含义：隔断佛教弘传的体制性障碍。宗教的活力在于传播，佛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中的软肋是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它必须真正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上。把宗教活动场所限定在狭隘的寺庙围墙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全国性组织。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外来宗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

佛教的复兴是谁也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就隐含着极大的商机。如果说门票是佛教当初从废墟中复兴的不得已之举，那么现在已经演变为权力寻租与资本逐利的怪胎。政商利益集团利用有形的“墙”侵吞佛教的利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歧视和禁锢这道无形的“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政界、宗教界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口号。到90年代初，以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作为宗教政策的理论依据，以解决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提出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邪路。

中国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从古到今，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求佛教必须为现实服务，经忏佛事演变为商业性很强的“贩卖如来”，引起教内外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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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名山僧居多，当佛教被局限于寺院范围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政策及不当行为，使佛教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一个世纪前“庙产兴学”的幽灵，现在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层出不穷，甚至演变成赤裸裸的“庙产兴商”，严重地损害佛教的声誉，透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4]

佛教出路在走入社会的广大人群，而不是圈在景区内，异化成佛教专卖店。当围墙成为某

佛学与生活常识矛盾

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寺墙就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这种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围墙困境，人为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佛教信仰的供应短缺。权力与和资本勾搭，企图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侵吞的就是佛教品牌和无形资产，这是对佛教赤裸裸的掠夺。

政商利益集团控制佛教，把佛教作为政治或工商势力的附庸，甚至出于政治经济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是造成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5]在民众迫切需要宗教而佛教义理不彰、组织涣散的现时代，利用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简直是一本万利。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已经借别人的话写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权，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状况，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

《高僧传》的十科组织，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但在佛教发展到盛唐时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则把佛教的核心价值戒定慧提升到前列，神异改为感通，降至第六位。[6]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指出道安-慧远一系，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道安在战乱中，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创制了僧尼规范，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

慧皎在《高僧传·义解篇论》中，对道安、慧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道安-慧远一系，当涌泉犹注，冲决关山阻碍之后，毕竟东流入海，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7]

二、中国文化的格局与士的使命

强调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或者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佛教存在于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导俗，不能光在外延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性。这就需要对“文化”一词作一界定。

“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语言文字、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及美、善、德行之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化”，即“人文化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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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汉语中对“文化”的解释，表示文以载道、德以化人，本属精神领域，属于“小文化”范畴。

广义的“文化”，则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众多领域：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

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人处于天地和群己之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更是人文化成的产物。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指出了人在社会关系和文化陶冶过程中，必须敬畏的三种力量。天命，是人文化成的终极价值源泉；大人，是领导世俗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者；圣人之言，是传承天道、教化社会的圣贤言教。在这三种敬畏对象中，天命和圣人之言，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

士，作为天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实践者、监督者，向上的路径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下达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即《中庸》所指出的文化路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文化的价值源泉在天道，引领文化健康发展的主体是传承圣人之言的士，正如孟子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道佛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降至宋明以后，中国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格局。

永明延寿：“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万善同归集》）

孤山智圆：“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可以互补。（《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上）

憨山德清为学“三要”：“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三十九）

一切哲学，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道体，而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求道的深浅、广狭而已。民国建立之后，儒教随帝制覆灭而丧失了国教的地位。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欧阳渐对儒佛的主次关系作了全新的阐述。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欧阳渐认为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根据真俗、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则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执；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碍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碍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8]

凡俗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文化的血脉由上承天道、下化人生的圣贤而得以延续。佛教传入中国后，融入大乘菩萨的救世思想，“士”的弘毅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入更加超越的境界。这可以北宋张载的名言为标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融于历史，通于天地，方为大人。在中国走向强盛的现代化道路中，在对天理良心的呼唤中，佛教的作用日益凸现，已经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3/t20130312_2061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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