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教“苦谛”与杜荀鹤诗的身世之叹——胡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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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苦谛”与杜荀鹤诗的身世之叹——胡遂

杜荀鹤是晚唐杰出诗人之一，他生当唐末，卒年已接近五代，论其诗歌成就，谓为有唐一代诗史的殿军似亦不为过。在当时，他就因其“多惭到处有诗名”(《叙吟》)的突出成就而被顾云认为是“诗家之雄杰”(顾云《唐风集序》)。后来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认为晚唐只有三人具备称“体”的资格，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李商隐与杜牧之外，再就是以杜荀鹤命名的“杜荀鹤体”。在明清以来的诗话著作中，虽然颇有认为他诗风俚俗，且多叹老嗟卑之音的微辞贬语，但也不乏称道他能以诗作真实地反映唐末社会动乱现实，具有诗史意义的赞赏誉美之言。至近现代以来，更有不少文学史认为他是晚唐诗坛继承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关心民瘼，针砭社会黑暗腐败的三大现实主义诗人之一(另两位是皮日休与聂夷中)，其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近二十余年来，不知何种原因，杜荀鹤诗又遭到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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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对他诗歌在晚唐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都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在研究晚唐山林隐逸诗派的系列论文中曾对杜荀鹤及其诗歌作过一些探讨。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不屈服于命运，不甘心于平庸，始终关心国事民瘼的儒者；其次是一位经常感叹人生且多言穷愁甚至也时作归隐之思的逸士；再次是他由于人生遭际、家居环境、师友交游等种种原因，与佛道禅门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在《自叙》一诗中，杜荀鹤对自己平生曾有过高度概括：“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这也可视作对其心志最真实最自然的表白。

一位正宗的儒者，为何会与佛门有十分深切的关系呢？按照佛教理论，世间一切事物与现象的产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是“四缘”。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具体来说，这“四缘”就是指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所谓因缘，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具有性质、本性作用的内因。所谓等无间缘，又称次第缘，是指主体思维展开时，能引发起后念的前念，也就是能触发主体联想的连续念头。所谓所缘缘，即指主体面对的认识对象。即心所攀缘的境界。佛教认为，心具有能缘的作用，但必须有所缘的对象，才能发生缘起。也就是《杂阿含经》所说的“法不孤生，仗境而起。”所谓增上缘，是指对事物产生具有影响作用的某种外在条件，它分为有力增上缘与无力增上缘。有力增上缘是指对事物的产生能带来帮助的积极作用，无力增上缘则包括一切不会对事物的产生起妨害作用的条件。就杜荀鹤来说，首先，从因缘来说，他是一位本性淳朴厚道之人，深怀一种悲天悯人之菩萨心肠，既拥有儒者仁民爱物的心胸，也具有佛家慈悲为怀的佛性。其次，从等无间缘来说，他的家乡安徽池州，在唐代是佛教极兴盛的地方，他自号“九华山人”，九华山更是佛教著名胜地，它与五台、峨眉、普陀合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据佛教典籍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释迦牟尼佛祖遣弟子地藏王菩萨渡海来此开辟道场，传戒于山中的化城寺，至99岁圆寂，在此弘法近70年，自此以后，九华山便成为了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它远近闻名，不仅山中颇多名寺，而且进香拜佛的信众经年不绝。至于生活在其周围的居民，更很少有不信奉佛教者。杜荀鹤既以“九华山人”为号，其信仰之虔诚亦自可知。再次，从所缘缘来看，杜荀鹤生当唐末动乱之世，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越是黑暗动乱的时代，人们越是将希望寄托于佛教，以期渡过茫茫苦海，解脱人生苦难。故此，自中唐至晚唐五代，随着时代的日渐衰微，佛教也越来越普及于社会，深入到人心。当然，影响杜荀鹤信奉佛教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诗人一生饱经生活磨难，屡遭人生挫败。世路之崎岖坎坷、命运之艰辛多舛，使他不得不信解佛理禅意，尤其是对人生是苦的“苦谛”理论深有体会。复次，从增上缘来说，是师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其中既有许多僧人，也有许多诗友兼道友，如方干、刘得仁，都是虔诚信佛者，方干甚至说：“闲言说知己，半是学禅人。”(《白艾原客》)而杜荀鹤所敬仰的前辈诗人贾岛、许浑等也都是佛学修养十分高深者。正是上述多种原因，与其他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一样，杜荀鹤也有着归向佛门的思想旨趣，也具有一定的佛学修养。在他现存的300余首诗中，仅从题目来看，其中涉佛涉僧诗就有43首，占其诗作总数的近七分之一。内容包括登山寺、题僧院、题佛塔、书僧壁、宿禅房、观寺景，以及赠僧、访僧、寻僧、忆僧、参僧、谒僧、寄僧、送僧、吊僧等，甚至因为具备高深的佛学修养，他还可以调谐僧人之间因宗派理论不同的争论，如《空闲二公递以禅律相鄙因而解之》一首即可为证。而与他交往过从的僧人也为数不少，仅有名可考者就有临上人、会上人、真上人、宗上人、闲上人、元上人、质上人、德玄上人、悟空上人。著禅师、石壁禅师、休禅和、海禅和、觉禅和、江寺禅和、紫阳僧、休粮僧、袒肩和尚、诗僧云英、愿公、空公、闲公等。其中空公是否悟空上人，闲公是否闲上人，不可考知。总之，杜荀鹤与佛教关系之深切据此可见一斑。了解到这些，我们才会对杜荀鹤的佛门因缘、佛学修养、佛教意识、佛法感悟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四海内无容足地，一生中有苦心诗。”(杜荀鹤《冬末自长沙游桂岭留献所知》)这是杜荀鹤感叹身世时的夫子自道。此一联中，道出了诗人三个特点，一是生平遭际非常艰难困苦；二是平生苦吟不辍，以诗为业；三是诗人苦心所吟的乃是苦诗。因为结合其生平与作品二者来看，此“苦心诗”者，不仅是说自己刻苦为诗，苦吟成癖，也是道尽其诗中所充满的乃是对于人世人生中种种悲愁痛苦的感受。如“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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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寒士，兼行苦涩诗。”(《下第出关投郑拾遗》)“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长安冬日》)“烛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秋日怀九华旧居》)“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冷极睡无离枕梦，苦多吟有彻云声。”(《馆舍秋夕》)“兄弟无书雁归北，一声声觉苦于猿。”(《江下初秋寓泊》)“此时若有人来听，始觉巴猿不解啼。”(《秋夜苦吟》)“啼花蜀鸟春同苦，叫雪巴猿昼共饥。”(《酬张员外见寄》)他的这些“苦心诗”，往往是兼及了“苦吟”与“吟苦”两方面的。那么，杜荀鹤诗中为什么会充满那么多自伤身世的戚苦之叹呢？这一方面，如上所述，是他那艰辛困苦的人生体验使其结缘佛门，深契佛理，尤其是对“苦谛”之说深有体会；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深契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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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对世事人生有着远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叹。这种身世感叹往往又集中在佛教“苦谛”理论方面，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苦谛”所阐述的是佛教最基本教义。它认为，世间犹如苦海，人身是受苦的载体，人生是苦难的经历。进而言之，三界众生，六道轮回，一切生命与生存现象，无不都是苦的表现。佛教将人生的烦恼痛苦分别为二苦、四苦、八苦乃至一百几十种苦等诸苦，所谓“二苦”，是指外苦与内苦，即客观环境所给予的苦难的逼迫和主观感受所受到的痛苦的煎熬。所谓“四苦”，即是生、老、病、死这四种人生苦难。而“八苦”则是在“四苦”之上再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四苦。总之，佛教认为人生诸苦既来自于自然规律的限制，更缘于众生对于情与欲的执着与贪求。据不少学者考证，杜荀鹤生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其父杜筠为池州石埭县长林乡乡正。乡正是掌管一乡政教禁令的小吏，任此职者亦需一定文化程度，受家庭影响，杜荀鹤“七岁知好学，资颖豪迈，志存经史”。(据《石埭县志》《嘉靖池州府志》)长成之后，他刻苦学习，所谓“闭户十年专笔砚”(《投江上崔尚书》)，曾与二三学友同在庐山隐栖读书，大约在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前后，他结束了山居攻读生活，下山求取功名，此时他不过二十四五岁。然而自从进入科场之后，却连年颠顿，屡试不第。直到昭宗大顺二年(891)，尝尽天涯漂泊、文场困顿之苦的诗人才得以于“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辛文房《唐才子传》)取中进士，此时他已年近知命。由此可见，其科举道路极为艰难坎坷。然而，唐制规定，“进士放榜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守选。”(胡震亨《唐音癸签》)因此，中进士后的杜荀鹤虽也通过了吏部考试获得释褐资格，但由于时危世乱，并没有马上得授实际官职，故只得依旧还归家山。大约在第二年，杜荀鹤将其历年所撰五七言诗凡三百余篇，编为《唐风集》三卷，请原来一同隐居庐山读书的好友、时任太常博士的顾云为之作序。又数年，诗人应宣州节度使田頵之请，入其幕府从事。昭宗天复三年(903)，杜荀鹤已58岁，他奉命出使汴州访梁王朱全忠，受到朱的器重。同年十二月，原府主田頵因兵败被杀，杜荀鹤便往依梁王朱全忠，任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这是他生平最为风光的一页，然而，这耀眼的风光却真如昙花一现，据说他任官不过十日便罹患重疾身亡。由此可见，杜荀鹤的一生可以说是屡试不第、仕宦艰难、怀才不遇、赍志以殁的一生，这种备尝酸辛的人生经历曾经带给诗人了极为深重的烦恼忧愁。缘于此，在他的诗集才会有那么多感伤人生艰辛困苦的悲叹。如《下第东归道中作》诗中，他感伤道：“一回落第一宁亲，多是途中过却春。心火不销双鬓雪，眼泉难濯满衣尘。苦吟风月唯添病，遍识公卿未免贫。马壮金多有官者，荣归却笑读书人。”在《长安道中有作》中，他更为自己的贫穷困窘而倍感伤心：“回头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穷。马迹蹇于槐影里，钓船抛在月明中。帽檐晓滴淋蝉露，衫袖时飘卷雁风。……”而面对极看重门第且夤缘成风的晚唐科场，杜荀鹤这位“三族不当路”(《寄从叔》)的衣衫破旧、瘦马羸僮之“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尽管劳累奔波、辛苦辗转，但结果还是只落得“长年犹布衣。”(《寄从叔》)在诗人看来，这种“驱驰岐路共营营，只为人间利与名”，(《遣怀》)飘游异乡没日没夜的求名干禄行为，只赢得两眼昏花，双鬓飞雪，一身尘土，满腹悲愁。大好年华如同流水逝去不能复返，而身世却仍如浮云飘絮，不可把握，不可主宰，无有定处。所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苏轼《沁园春》词)，“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抛却营营？”(苏轼《临江仙》词)可以说，苏轼这种人生是苦、人生极不自由的苦况，杜荀鹤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尝够了。他在诗中写道：“大道本无幻，常情自有魔。人皆迷著此，师独悟如何。”(《题著禅师》)“云山已老应长在，岁月如波只暗流。唯有禅居离尘俗，了无荣辱挂心头。”(《题开元寺门阁》)诗人这种由反省而产生的感悟就颇能概括出佛教之人生观、世界观。在佛教看来，所谓世间的种种名利得失、荣辱祸福皆为虚幻，而众生之所以受苦受难乃是因为以虚为实，终日追随这些虚幻不实之物所致。其实世事都如同浮烟过眼，逝波不返，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因此，不但人生如梦，而且人生也如寄。既然一切世事都只是一场如烟似雾的空幻，又何必追名逐利，终年劳累，无有尽时呢？佛教的所谓“生苦”，并非仅指人在出生时所经受的痛苦，而是包含了人生下来就是受苦，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的就是苦难，人生就是苦，人世就是苦，苦海无边，苦难无穷的意思，概言之，活在人世间就是苦。要想解脱苦，就只能是学“无生”之法。对此，经常往来佛门，聆听禅师开导的杜荀鹤也是有自己心得的，在《赠题兜率寺闲上人院》诗中，他说：“人间寺应诸天号，真行僧禅此寺中。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挂帆波浪惊心白，上马尘埃翳眼红。毕竟浮生谩劳役，算来何事不成空。”在《题德玄上人院》诗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然而，熟谙佛理的诗人尽管深知“身未立前终日苦，身当立后几年荣。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但为了立身扬名、荣亲遂志，他还是没有放弃奔波利名之场的艰辛劳碌，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夏日题悟空上人院》)由于杜荀鹤心头的希望之火始终未曾熄灭，所以他感叹“生苦”的诗篇就源源不断的有新材料，新感受，这似乎也是在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烦恼即是菩提”的至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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