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伟法师：站在东西佛教文化走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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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道伟法师：站在东西佛教文化走廊上的思考

——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双重课题[1]

台湾圣严法师曾在勖勉中华佛学研究所同仁的开示中说过：“要立志做一个宗教家，而不只是一个佛学研究者。但是一位优秀的宗教家，必须有良好的学术背景。”这也就是强调，“佛学研究”与“佛法修持”其实并不冲突。作为佛弟子，不仅要成为一个“佛学的研究者”，更应是“佛法的修持者”。这意味着我们不光要从事佛学研究，更要有担当，成为一位优秀的“佛教宗教家”。本文就是以这样的角度说明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本末体用”互补相资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尝试依留日的修学见闻，尝试探讨中国佛教现代化开展中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的双重课题，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一、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的核心精神

首先引述牟宗三先生在《生命的学问》自序中的一段话：

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横剖的意识，总是走向腐蚀生命而成为“人”之自我否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正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正本源，以使理想真正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全体大用。[2]

我们如果将“生命的学问”一词借用到佛教，则可以说中国大乘为主的佛教，正如牟先生所声称的，也同样是生命的学问，可用“明心见性，安身立命”来概括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相资互补的终极目标。依笔者个人的浅见，佛教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佛教不外乎依佛法僧三宝为中心而建立的佛教传统，包括世尊以来大小乘各宗各派的教理教义、修行解脱之道、共同信仰与生活方式，以及在亚洲各国各地逐渐形成的佛教特有的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等宗教文化，及近百年来播及欧美各国而形成的西方佛教文化等。狭义的佛教即是“学问生命”的“教理佛教”，也即所谓佛学(Buddhistlearningorphilosophy)，意指在佛教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哲理创造及其展现，以及对于传统以来佛教思想文化的学术性探讨和剖析。也就是说，具有继往开来的现代意义的佛教，应该包括注重传统、依世尊正见指导下的“生命信仰”的“实践佛教”[3]，与现代佛教学者正在推进的较具客观学术探讨意味的“佛学研究”(AcademicstudiesofBuddhism)。这两个大的领域，则是整体佛教在二十一世纪发挥良能的基本载体。

正如傅伟勋先生在《生命的学问与学问的生命》一文前言中所作的分析：

佛法(Dharma)一辞亦可析为广狭二义。广义地说，佛法应该包括不可思议不可言诠的与思议言诠可及的两种。前者即是指佛教最胜义谛，乃属冥冥自证体认的终极真实之事；如依语言表达的方便施设，则有后者成立，更进一步展现成为具有极其丰富的哲理蕴含的种种大小乘佛教教义，等于传统的佛学。一言以蔽之，最胜义谛终极真实意味的佛法即是生命的学问，而佛法在每个时代的理论性探讨意味的佛学则为一种“学问的生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无佛教生命的学问，则佛学研究失其根基，而无真实意义；如无佛教学问的生命，则佛法无法在不同时代与社会里继续开展、自我创新的可能。[4]

因此，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构成一种本末体用的相资互补关系。不论为僧还是居俗，对此二者之间的互动互助关系决不可轻忽。我们今天探求佛教自身的安身立命，甚至想要面临二十一世纪多元、民主、开放浪潮挑战之时，要“放眼世界，开展佛法”，则不得不认真探讨佛法修持(生命的学问)与佛学研究(学问的生命)现代发展的双重课题。总之，佛法是佛学研究的真正生命源头；佛学是佛法的真实生命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落实开展所不可或缺的学问血脉。这是值得中国传统文化圈内广大佛弟子及学者们所应清醒认识的。

二、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之间的相互交融

我们应当知道，佛法修持是智慧的选择，而非是愚痴迷信。佛法讲解行相应，因此学佛不仅应重视“理论的研究”，更须“信解行证”，身体力行地去修持，才能够圆满学佛成佛之道。强调“佛学研究”与“佛法修持”两者相辅相成，须吾人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融通相即的日常生活中去体验，固守正道，勤学苦修，历百劫千回，方可成就。若研究佛学而没有修持，那只是一门空洞的学问。若只是一味修持而不研究佛法的甚深精微，恐有盲修瞎练、走火入魔之虞。

佛教毕竟不是一种纯学问，而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智能生活的高尚态度，是依个人的体证实际为基础，外显其化众功能的。由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只是佛教学术研究的建立，还要进而将学术与宗教信仰的层面交融结合。

圣严法师在《留日之见闻》一书中，关于此点极其简明扼要地作了指陈：

我一向主张，佛教如果与学术脱节，便会流为低级的民间信仰；佛教如果与广大的群众隔膜，便会流为仅存于研究室或图书馆中的故纸文献。[5]

在同书中，圣严法师又针对近百年来世界佛教学术界以历史方法论为主导研究佛教的普遍现象时强调：

再说到以历史的方法论来研究佛教教义的变迁消长，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我国的太虚大师是这一特色的反对论者，也可以说太虚大师仍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佛教的态度，虽高唱着法义研修的重要性，终究是偏于信仰的，而非学术的。印顺法师以为历史的方法的本身的价值是无可否定的，问题是在像胡适之流以主观的推测和假设，来误解了历史资料的真义。在今天的日本佛教学术界，像胡适之流的势力已不及与印顺法师持同样态度的高了。

的确，近现代日本虽以佛教学术王国而著称，以其佛教理论探索甚深精微，堪称世界各国之冠。然而，以铃木大拙为代表，立足日本禅道(nihonzendo)的弘扬，而闻名于欧美的日本第一流大学者，针对以纯然外在的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如以胡适为代表)来对佛教进行研究，也深加痛斥，称其“未曾登堂入室，误认皮肉当骨髓”[6]。日本已故东京大学教授平川彰先生亦强调：

西欧学者把“因明学”，认作“解脱之学”，这是重要的。这也表明现代西欧的佛教学者，不仅只限于文献学方法论的佛学研究，而正朝向思想性的、并以佛法修持为根本的佛学研究方向发展。[7]

站在一个中国佛教比丘的立场，应持何种态度来对待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的双重课题呢？作为留日一介凡僧的笔者，极为赞赏留日老前辈圣严法师的见解。圣严法师指出：

作为现代的佛教学者，应把信仰和学术分成两个层次，尤其是一个僧侣身分的佛教学者，在治学的责任上，宜对知识做忠实的分析，在信仰的传播上，宜对信众做自内证的宗教经验的引导。前者是研究室的态度，后者是佛坛上的态度。前者是第二义，后者是第一义。两者看似矛盾实则一贯。若将此两者混淆了的话，我们中国的学院佛教，势将永无成立的希望了。[8]

由此可见，若只重研究不重修行，是不能自利利他、造福社会众生的。佛学研究除了“闻思”的精进外，尚须具备宗教生活中的“修证”功夫，这样才能达到印顺导师所指“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三法印”研究精神。这种治学与修持的观念，除了能减少我们对真实佛法的错谬认识外，更是区分佛学研究者与佛教宗教家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用生活化的修持以研究佛法，尤其是出家僧伽，是万万不可轻忽的！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4/t20130402_207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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