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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以来的清代汉传佛教研究——纪华传
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状况看,由于中外学术界长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宋代以前,专门从事清代佛教研究的专业人员很少,特别是有佛学专长的学者更少,清代佛教始终是最薄弱的研究领域之一。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统计,有关清代汉传佛教的论文和知识介绍性文章约有二百篇左右,涉及清代汉传佛教某些内容的各类着作约有五十余种,对清代佛教某些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着作约二十种左右。各类成果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尤其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表的占比例最大。
为研究的方便,本文将20世纪以来的清代佛教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的起步与拓荒阶段,1950年至1978年的缓慢进展阶段,1979年以来的深化与繁荣阶段。从学术界的情况看,近二十年来,清代佛教逐步引起学者的重视,涉及清代佛教内容的论文和着作快速增加,出现不少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的领域也有所拓展。
一、第一阶段(1900—1949):起步与拓荒阶段
把佛学作为学术研究,是从近现代才开始。关于清代佛教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1920年,法源寺住持道阶请喻谦撰《新续高僧传》(1923年成书),集录北宋至民国初年凡九百余年间的高僧事迹而成。其中以明、清两代的僧传收辑最多,为研究清代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撰于1928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国内第一本佛教通史性着作,虽然是根据日本学者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纲》编译而成,但又有所订正增补,特别清代佛教部分的内容就是重新补撰而成。如清代佛教部分就是尽力搜罗官书及私家记述,致书南北各大丛林详细调查。论及清代喇嘛教、清代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清初诸帝之信佛、嘉靖以后佛教之衰颓以及佛教各宗派等,内容颇为丰富,可以看作清代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1940年)是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佛教通史,将五代至清末看作是中国佛教的保守阶段,对清代佛教状况、宗派、政教关系等论述颇为精当。另有上海玉佛寺住持震华曾撰《清代佛教年鉴》一书,因未及刊刻,内容不得而知。
关于清代概述性的文章主要有汉云《前清轶事》(《海潮音》1921年卷2第7期)、默庵《清代清僧纪略》(《海潮音》1922年卷3第10期)和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上、下)(《海潮音》1936年卷19第9期、第10期)。其中,《清代清僧纪略》撰写了清代十六位僧人的生平小传。《清代佛教之概略》是一篇系统介绍清代佛教的重要成果,对于清代的禅宗、净土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佛教翻译与出版事业、洪秀全之毁佛与帝制之影响作了全面的介绍,其中,对禅宗与净土宗的论述最为详尽。此外,还有释诚慧所撰《清代佛教概况》(《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1943年9月10日)。震华《清代律宗略论》(《弘化月刊》1943年,第25期)对清代律宗传承作了简要介绍。
对清代佛教人物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1922年为清代着名诗僧敬安(字寄禅,号八指头陀)去世二十周年,《海潮音》在第13卷12期中发表了五篇纪念文章,有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和尚传》、精一《清四明天童寺沙门释敬安传》、大醒《清代诗僧八指头陀评传》、法舫《八指头陀殉教二十周年纪念辞》、法舫《读八指头
关于清代佛教文献的研究,范成《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微妙声》1937年卷1第5期)、观如《重印清藏缘起》(《微妙声》1937年卷1第6期),是为配合民国年间重印《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对于经版雕印、印刷、撤版及重印情况进行了介绍。周叔迦《宋元明清译经图记》(下)(《微妙声》1937年卷1第8期)对清代译经作了研究。杨毓芬《释氏外学着录考》(续完)(《微妙声》1937年卷1第6期),对《清史稿》、《四库全书》中的清代僧人的诗文集、清代刊刻佛教着作目录作了整理介绍。
在30、40年代,陈垣陆续发表了有关清代佛教的着作和论文,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释氏疑年录》十二卷,成于1938年,是一部查检历史上僧人生卒年代的工具书,以考订精审而着称。可惜由于资料限制,全书终于清初而以生于明者为限,故清代僧人生卒年收录不全。《明季滇黔佛教考》(成书于1940年),记述了明末清初云南、贵州佛教兴隆的状况,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清初僧诤记》(《辅仁学志》1940年第2期)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引用书目达七十余种,记述了发生于江南、浙江地方禅宗的纷争。例如曹洞宗与临济宗的法系之争,天童山僧侣之间的纷争等。与前书一样,也寓以抗日救国之意。在《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年,《辅仁学志》第7卷第1、2合期)、《语录与顺治宫廷》(1939年,《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和《顺治皇帝出家》(1940年,《辅仁生活》第11期)等论文中,对传说中的顺治晚年出家一事,作了深入的考证分析。这些研究大量引用语录、碑记及中外史料,考证精严,论述了明末清初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以及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是这一时期清代佛教研究的最好成果,对后来研究禅宗历史有影响。
总之,在第一阶段中,关于清代佛教以概述性质的研究为主,研究的领域也很不全面,像陈垣对清初僧诤和遗民逃禅的深入专题研究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者,无论是教内的法师、居士,还是学术界的学者,利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对清代佛教的研究起到了拓荒和填补空白的作用,掀起一个对清代佛学研究的一个小的高潮。
二、第二阶段(1950—1978):缓慢进展阶段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内地宗教学研究相对沉寂,清代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缺乏专题性、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
释东初的巨着《中国佛教近代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74年)将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范围界定为从元代或明末为起点,以迄于今,所以该书实际包括整个有清一代,首先从清代喇嘛教、诸宗思想之融合、《大藏经》的出版、敦煌藏书的发现、居士佛教的抬头等方面论及清代佛教之式微,其次论述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和对佛教的迫害、太平天国对佛教的破坏,最后论述了庙产兴学对佛教的影响和佛教自身兴办教育与自保寺产的努力。此书保留了许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为清代佛教研究的开拓性着作。释诚慧所撰《清代佛教概况》(《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1943年),对清代的重要僧人及佛教事件作了概括介绍。
这一时期以禅宗研究居多,力谷《
在其他论文中,彭国栋《清世祖逃禅考》(《珠海学报》1965年第二期),从吴梅村、钱牧斋诗启逃禅之疑,以及玉林、王熙、张宸所记互有抵牾,认为世祖或崩或逃禅,迄今尚难定论,虽然孟心史曾有考证,然疑点仍多。纪维周《金陵刻经处访问记》(《现代佛学》1958年第11期)、游侠《杨仁山居士的净土思想》(《现代佛学》1961年第5期)对杨文会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及其净土信仰作了介绍。陆宝千《乾隆时代之士林佛学》(台湾俨中央图书馆”刊》,1970年)对乾隆时代的由儒归佛的知识分子彭际清等人的学佛心态、时代原因及佛学成就等作了分析。此外,脚夫《玉琳国师》(一)至(十)(《人生月刊》卷5第2—12期,1953年)、铁肩《明末清初的另一位高僧石涛(萧士玮和钱谦益的传信者)》(《大陆杂志》卷53第3期,1976年)、梁永康《诗僧寄禅》(《青年佛教》创刊号,1970年)、陈南士《爱国诗僧
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国特殊社会问题丛书之二,1964年),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在1968年的《菩提树》第184期至191期连续刊载,首次对禅宗的丛林制度作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其与中国宗法社会、中国文化、帮会社会的关系。周叔迦《法苑谈丛·佛教的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四众弟子、寺院建制、佛像的塑造、僧官僧录、僧籍度牒、法事仪式的设置渊源、佛画的种类、版刻的发展、大藏的刊行、多层结构的塔式、佛曲变文等多方面的内容首次作了介绍,考证了其源流变革。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4/t20130410_207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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