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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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

——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

一个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要借助新资料的发现。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对中央亚细亚和中国西北各民族之语言、历史、宗教的研究，对贯通欧亚文明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的重构都给予根本性的推动。可是像发现敦煌文献这样的事千载难逢，并不是每个人文科学研究者一生中都能遇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必须设法从现存的资料中发现新内容，以求学术的进步。多年来，东西方学者都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津津乐道，但是真正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的却并不很多。

近三年前，笔者有幸偶然于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发现一系列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而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文献的比较所揭示的事实，为重构自11-14世纪之西域，主要指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地区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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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藏传密教传播、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可能。这预想不到的结果令笔者不仅对黑水城文书深深地着迷，而且亦对跨学科、多语言研究方法的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若仅仅从汉学或西夏学的角度来研究黑水城文献，则其价值远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但若从突厥（回鹘）学、蒙古学、西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角度来处理这些文献的话，就如突然打开一个宝库。有鉴于此，虽然笔者对黑水城文书的研究尚十分肤浅，所得所见亦不成熟，然为吸引更多的学术同行关注黑水城文书，兹不揣谫陋，愿贡献个人研究黑水城文书的一孔之见，并对跨学科和多语言的研究方法对于发现新资料、从而促进学术研究之进步的意义略加讨论。

一　十一至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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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之西域佛教史何以需要重构

10世纪以前的西域①宗教史或曰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史，因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多彩多姿，凸现出西域作为东西文化之熔炉的特色。而10世纪之后的西域宗教史则多以该地区的伊斯兰化为主要内容，失却了各种宗教文化交相辉映的特点。②西域之大部分今日为清一色的穆斯林地区，其佛教的历史容易被人遗忘。因缺乏足够的资料，迄今对10世纪以后西域佛教史的研究始终停留在表面和互相割裂的状态。于11-14世纪，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三大政权在西域历史上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但是迄今对这三个政权之佛教史的研究均不尽如人意。

1.高昌回鹘(850-1250)佛教史。人们有幸能重温这段长达五百年之久的佛教历史端赖敦煌、吐鲁番回鹘文献，特别是今藏于德国柏林的吐鲁番回鹘文文献(TurfanUigurica)。这些文献为世界各国学者，尤其为德国、日本学者所重。近一个世纪以来，在F.W.K.Müller、A.vonGabain、S.Tekin、P.Zieme、耿世民、庄垣内正弘、森安孝夫等著名回鹘语学专家的努力下，重要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基本上都得到了整理和译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学者PeterZieme教授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做出极为卓越的贡献，其著作是我们了解回鹘佛教史的最基本的文献。③然而，迄今为止不但尚有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回鹘文献没有得到学术的处理，而且由于回鹘佛教文献本身性质单一，文本残缺，更缺乏足够的纪年资料，以致对一件文书之成书年代的看法有可能相差几个世纪。若没有其他文献资料的帮助，我们很难确切地构建11-14世纪之回鹘佛教史。

2.西夏王国(1038-1227)。西夏曾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以佛教为国教的著名佛国之一。西藏史家习惯于将西夏的历史紧随印度、吐蕃之后，与香跋刺、于阗、蒙古等佛教国家的历史一起写进世界佛教史中。上个世纪初发现的黑水城文书为西夏语言、文化、历史的研究或者说为西夏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造就了西田龙雄、E.Kyanov、龚煌城、李范文、史金波等一批著名的西夏学家。但迄今对西夏佛教史的研究却仍停留在西夏文佛典的编目和对西夏佛教史有关的人物、制度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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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上。西夏文佛经常被用作与汉文同种佛经对照的语言资料来建构西夏语学研究，④而西夏佛教本身的研究尚没有深入展开，综合性的著作仅有史金波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写成的《西夏佛教史略》一书；⑤于英语学术圈内亦只有邓茹萍女士(RuthW.Dunnell)所撰《大白上国：11世纪［西］夏之佛教和国家形成》一书。⑥至今还有大量的西夏文佛教文书，特别是最近于拜寺沟方塔及其邻近地区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尚未得到解读。总之，对西夏佛教史的建构还没有能够彻底超越汉文史乘中的零星记载。

3.蒙元时期(1206-1368)。尽管史载成吉思汗灭西夏时杀掉受西夏人敬事，　“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的（吐蕃）国师，⑦但元朝的蒙古君主却以信仰藏传佛教著称，对番僧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遗憾的是，于元代留下的汉文文献中，在据传曾于元朝宫廷中流传的《大乘要道密集》一书近年来渐渐受人重视以前，没有任何具体的文献资料可以用来对蒙元时代所传藏传佛教教法作较深入的探讨。为人所知者唯有臭名昭著的“秘密大喜乐法”和莫测高深的摩诃葛剌崇拜，遂使藏传佛教被妖魔化为播弄鬼神的方伎和专事“房中术”的妖术。⑧此外，现有有关元朝佛教史的著作中不但基本上没有提到元朝宫廷之外蒙古游牧民的佛教信仰，而且普遍认为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于蒙古人中间的流传亦就停止。直到16世纪中期，在蒙古王子俺答汗和第三世达赖喇嘛锁南迦错(bSodnamsrgyamtsho)的共同努力下，藏传佛教才重新于蒙古人中间广泛传播开来，并最终取代蒙古传统的萨满信仰而成为蒙古人中间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

综上，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研究尚不足以让我们勾勒出一幅11-14世纪之西域佛教史的整体图画。造成这种欠缺的原因除了历史资料不足，纯粹的佛教文献很难对建立有准确年代秩序的佛教历史提供帮助之外，相关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和整合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尽管迄今对回鹘文献、西夏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二者之间缺乏沟通，更没有将蒙古学、西藏学和佛教学的研究整合到对11-14世纪之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之中，而后者显然对于实现重构11-14世纪之西域佛教史的目标至关重要。

二　重新发现黑水城文书

1.黑水城文书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PeterKuz’michKozlov,1863-1935)于20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黑水河畔一座西夏、蒙元废城，特别是城外的一座废塔中发现的有西夏、回鹘、汉、藏、蒙和亦思替非等多种文字的文书，今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内。黑水城文书亦包括继柯兹洛夫之后斯坦因、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多次发掘所获文书，今分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内。黑水城文献乃中央欧亚地区发现的仅次于敦煌文献的第二大西域文献资料库，对于西域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之意义不言而喻。黑水城文书为西夏学的建立，特别是西夏文字的解读提供了依据，目前西夏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多半依靠的是黑水城文书。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黑水城文书出土已经有一个世纪，但有幸能接触、利用黑水城文书的学者寥寥可数，学界对黑水城文书的认识和利用远逊于敦煌文书，它依然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库。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和《英藏黑水城文献》，终于使这些珍贵的文献重见天日，为有意研究西域宗教、文化、历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迄今从事黑水城文书研究的学者多局限于从西夏学和汉学两个角度切入作语言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忽略了西藏学、突厥（回鹘）学、蒙古学、佛教学等学科的介入，更没有将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化与其前后的高昌、甘州回鹘和大蒙古国之历史文化联系起来，使得黑水城文书中的大量佛教文献束之高阁，而黑水城文书之价值因此亦得不到充分的认识。俄国汉学家孟列夫(L.N.Men’shikov)所撰《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DescriptionVtheChineseManuscriptsfromKharaKhoto)作为一部汉学著作颇见功力，⑨然而他对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价值认识不足，对西夏新译佛经的真伪提出怀疑，对其中有关佛教的手写抄本，特别是涉及密宗教法部分，归诸“本地作品”而一笔带过，没有能够将它们与藏传佛教联系到一起。其他研究西夏文献和西夏佛教的专家学者亦都没有将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佛教文献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即所谓TurfanUigurica作比较，没有将高昌、甘州回鹘、西夏和蒙元时期西域佛教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三个地区之佛教历史实际上一脉相承。那些被孟列夫称为“本地作品”的黑水城佛教抄本的价值其实远远超过那些非常大众化的大乘佛经的各种刻本，它们是我们用来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的最基本的素材。总之，对黑水城文书的发掘和利用有赖于跨学科、多语言的研究方法。

2.笔者专攻西藏佛教史有年，对汉藏佛教交流史尤其关心。因曾关注禅宗于吐蕃传播的历史而对敦煌出土汉、藏文禅宗文献之学术价值深有体会；亦因曾以元代蒙、汉、藏关系为题作学位论文，故对元代藏传佛教于蒙古、汉地传播的历史一直保持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多年来苦于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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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体的宗教和历史资料，无法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笔者接触到了黑水城出土文书，而随后的发现则终于能够使笔者开始于二十余年前的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近三年前，笔者于对勘汉、藏译《大宝积经》《净居天子会》，或称《圣说梦大乘经》时，发现见于《大正藏》中的西晋三藏竺法护汉译本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理想的版本。于遍寻各种大藏经刻本与《大正藏》本作比较而无所斩获的情况下，寄望于敦煌文献。于是，将晚近影印出版的各种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翻过一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绝望之余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晚近出版的几册《俄藏黑水城文献》，结果从中发现重要材料，从此黑水城文书便成为笔者学术研究工作之中心。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一篇题为《梦幻身要门》的西夏抄本文书，虽然它与笔者正在寻找的《圣说梦大乘经》无关，但对汉藏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却意义重大。这部《梦幻身要门》显然是藏传佛教所传《那娄六法》(Nārochosdrug)中的一法，即梦瑜伽或幻身瑜伽的修法仪轨。《那娄六法》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最根本的修法要门(gdamsngag)。噶举派以金刚持佛为其始祖，以印度的谛洛巴(Tilopa,988-1069)和那娄巴(Nāropa,1012-1100)为其最初之法师，然后由西番译师玛尔巴(MarpaChoskyiblogros,1002/1012-1097)于印度随那娄巴求得其法之精要，传之于米拉日巴(Milaraspa,1052-1135)，米拉日巴复将其传之于冈波巴锁南领真(sGampopabSodnamsrinchen1079-1153)。自冈波巴之弟子开始，噶举派之教法于西藏广为流传，形成所谓四大、八小等许多支派。⑩《梦幻身要门》之汉译本于黑水城的出现说明《那娄六法》于西夏地区之党项族、汉族信众中的流传几乎与其在西藏本土流传同时，这实在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之前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有关元朝宫廷所修藏传密教的法本，而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将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上推一个多世纪。

于发现和研究《梦幻身要门》之后，(11)笔者对已经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作了系统的检索，其结果令人鼓舞。那些被孟列夫先生称为“本地作品”的密教抄本，实际上是整整一个系列的藏传密教仪轨文书。(12)这些迄今尚未受人重视的抄本文书不但可以揭开西夏佛教史的内幕，而且亦可还蒙元时代所传藏传密法的本来面目，更可以用来重构自11-14世纪整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关藏传佛教密宗仪轨文书的发现和认定，夸张地说是对整个黑水城文书的重新发现。笔者不才，有幸能有此发现，实拜多年游学四方、受学诸贤、足涉多种学科之赐，念此遂对往日曾承教之众师长倍生感恩之情。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4/t20130415_207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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