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卢国龙：中国传统社会评估宗教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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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卢国龙：中国传统社会评估宗教的价值标准

――以清朝的佛道教政策和法规为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大约一百年前，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发起社会变革时，这个末代王朝被作为亟待变革的对象；但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它实际上却成为制约变革模式的社会基础。因此，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比较起来，清朝与现代中国的联系，包括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等方面，都更加密切。

在这个朝代被称作“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以康熙和乾隆两个君主的年号命名，1662-1795年），曾颁布一系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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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主要宗教――佛教和道教事务的政策和法规。正是这些以皇帝诏令或礼部文件形式发布的政策和法规，将佛道二教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制定出宗教与社会发生关系时的共同秩序。

尽管在今天看来，其中的某些规定过于严厉了，因而不合时宜，必然被摈弃，被遗忘，但在当时却行之有效地巩固着社会秩序，不像现代人猜想的那样遭到大规模抵制。知识群体的主流，对于这些政策和法规是接受甚至拥护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思考的现象：当宗教与中国的世俗社会发生关系时，后者必然要为前者量身定做一系列的事务性规定，将宗教纳入社会管理的框架内，那么在中国，世俗社会通常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子给宗教量身，也就是根据什么样的价值准则来审视宗教的合理性？分析这个问题，可能是考察宗教与中国社会之关系的一个合适角度，而清朝有关佛道教的政策和法规，则是介于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一个例证。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介绍这个例证，一是清朝有关佛道教事务的政策和法规的基本内容，二是制定这些政策和法规背后的价值准则。

一、政策法规的基本内容

清朝有关佛道教事务的政策和法规，是在行政体制的框架内逐渐形成的，很多都由处理个案推广为通行全国的规定，所以不像法律那样体系化。但为了让官员们在处理政务时有章可循，也为了不断地总结并且完善帝国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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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所以王朝要对各项政令进行阶段性的汇编整理，在“康乾盛世”时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先后进行过两次整理，编成《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两部法典，前一部是纲领性的，后一部包括具体案例和细则。本文依据的主要就是这两部法典。在这个王朝的行政权力被终结之后，记载政策和法规的文件就都成了历史文献，《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是整理这些历史文献的重要资料。对于其中涉及宗教政策的部分，中国学者于本源教授曾进行过系统的研究[1]，廓清了清朝宗教政策的整体面貌。本文只讨论“康乾盛世”时的汉地佛教和道教部分，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七条。

第一，将佛道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体制。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统一的教会，道教也只在汉朝末期（2世纪下半叶）建立过二十四治，以创教者张天师所在教区“阳平治”为教权中心，实行过教区自治，但时间很短。绝大多数时间里，道教与佛教一样，以庙宇为基本组织单位，归属所在地政府管理。清朝将佛道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体制，是沿袭历代旧制而来的。这种沿袭前朝旧制的做法，可以使一项政策在汲取历史经验的意义上更显得顺理成章，更容易获得社会合理性认同，所以早在清政权定都北京、定国号为“清”之前（天聪六年，1632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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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僧录司、道录司，同时确立佛道教神职人员的两条标准：一是“通晓经义”，也就是熟习佛教或者道教的经典和义理；二是“恪守清规”，也就是行为符合其宗教规范。由僧录司、道录司考察各寺庙神职人员，向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发放“度牒”，成为合法的教徒。清朝定都北京后，对这一套管理体制进行更周密的补充后，在全国实行。康熙十三年（1674年）定制，在京城设僧录司、道录司；各府（约相当于行政省）设僧纲司、道纪司；各州（约相当于行署）设僧正司、道正司；各县设僧会司、道会司。其成员由地方政府从神职人员中选拔，由礼部（主管文化教育、礼仪制度的中央政府部门）出题考试，将合格者的个人资料交吏部（主管官员人事的中央政府部门）存档，然后任命。其职责，只是监督、约束佛道教信徒，而且明文规定只能穿戴其宗教服饰，不得与政府官员并列。

第二，严格限制佛道教庙宇的兴建、扩建。这条禁令最初主要针对北京周边地区，后来推行到全国。顺治二年（1645年）订立制度，凡营建寺庙必须报礼部审批，严禁佛道教徒在京城内外擅自营造寺庙、佛像，佛道教徒的住处，也不许擅自迁出佛道教神像。不许佛道教徒自行向社会募捐。顺治十一年（1654年）更明令禁止创建寺庙，修葺庙宇听其自便，但不许改建扩大。康熙五十年（1711年）重申这条禁令，一概不许创建寺庙，并命僧录司、道录司等随时督察，将情况汇总后呈报礼部。

第三，实行在教人员登记制度，严格限制从教人员的数量。对佛道教徒实行登记制度，由朝廷发放“度牒”以核准佛道教徒合法身份，始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后来的各朝各代虽然发放标准有些差异，但这项制度本身却相沿弗革。清朝沿袭这项制度以控制佛道教徒的人数，始于天聪六年，被作为僧录司和道录司的主要职责。顺治二年，着令各寺庙住持登记住庙教徒，再由僧录司、道录司等机构向所在地政府申报，以审核度牒真伪。康熙四年（1665年），限定各寺庙教徒人数，最大的寺庙不得超过十名，小寺庙只准许二名。这项制度在乾隆年间，由于皇帝的直接干预，越来越严格。乾隆元年（1736年），礼部根据皇帝的指示形成决议，僧录司、道录司等将登记教徒的职责移交给寺庙所在地政府，由政府官员详细登记佛道教教徒的年龄、相貌、籍贯、居住的寺庙等，加盖官印后逐级呈报，由礼部统一制作度牒，然后由各地方官向佛道教徒直接发放。乾隆四年（1739年）又规定，寺庙吸收新教徒，必须向地方官呈报，并由原籍的邻居、地保（配合政府协调地方事务的村社首领）做出品行鉴定，然后可以出家入教。此外还有两条招收教徒的严格规定，其一是和尚道士必须在四十岁之后，才可以招收一人为徒，以度牒相传；其二是一户中如果没有三名十六岁以上男子，则不许出家入教，而妇女出家入教则必须在四十岁以后。为了保障这些规定得到切实执行，乾隆皇帝还颁布诏书，警告地方官不得玩忽职守，懈怠公事。

第四，监督佛道教神职人员的道德行为。清朝对于佛道教徒日常行为的管理是双重的，一是寺庙住持要按照清规戒律监督教徒的修行，遇有违反清规戒律的，必须向政府部门举报；二是教徒的行为如果违反世俗法律，一律勒令还俗，并按世俗法律论处。

第五，严格限制佛道教的宣教传教活动。这是各项佛道教政策和法规中相对严格的一条，多次重申禁令。顺治三年（1646年），严禁和尚道士在京城内沿街设置神像，念经诵咒，也不许和尚道士敲击罄或木鱼等宗教器物以招摇过市，募捐钱物。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皇城内不得举办佛道教的法事活动。康熙元年（1662年），规定民间延请佛道教徒举办法事活动，只可在其院落内张棚设席。康熙十六年（1677年），禁止在京城各寺庙内举行宗教聚会，不准建戏台举办感谢神恩的戏剧活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将禁止宗教聚会的法令推行全国各地，并明确对违禁地区总督、巡抚以下各级官员的处罚措施。

第六，规范佛道教神职人员的服饰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规格。这些规定很具体，包括服饰的用料、颜色，日常生活用品的式样、原材料不得用金银等，以防止佛道教徒的生活日渐奢靡。

第七，禁止与佛道教有关的新兴教派举行公开活动。这是所有禁令中最严厉的一条，多次严令禁止。被禁的新兴教派，清朝廷视之为“邪教”，包括无为、白莲、焚香、闻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大乘等教。康熙十二年、十四年、十八年、二十六年、四十八年、雍正三年、乾隆五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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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布禁令，禁饬的内容包括聚众宣教、张贴字画、迎神仪式、扶鸾画符、街头扬旗、念诵经咒等等。不仅违禁者要受到严厉惩罚，所在地的政府官员以及僧录司、道录司等，也要根据情节轻重、责任大小，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禄、革职等处罚。

清朝有关佛道教的政策和法规，不止上述七条，其他的还有禁止军人入教、朝廷给佛道教领袖的“赏赐”制度等等，不再赘述。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5/t20130510_2084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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