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教自身建设的主题与路径——刘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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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自身建设的主题与路径——刘元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佛教已经从“相适应”、“相协调”，到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佛教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佛教界需要越来越积极地投身社会关怀与社会服务活动，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统一与世界和平事业。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道风建设，突显佛教信仰主体性，展示出良好的社会形象。

一、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中国佛教的世界性命题

当代中国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连续两届世界佛教论坛的成功举办。这是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积极推动社会文明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标志。

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由于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出“自我消遣”的被动状态，缺乏走向世界的胸怀和气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佛教也与时俱进，以崭新的姿态迈向世界。面对世界的不安定、不和平，以及人心浮躁等社会现实，中国佛教界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众缘和合”。这一主题，把“和谐”、“缘”、“和合”几个集中体现东方文化和佛教智慧的理念融为一体，契合佛教经典教义的核心内涵，也符合国际范围内文化对话、交流、合作的潮流。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文明、宗教，不同的

李炳南居士佛教知识问答

人群、阶层，共同组成了精彩的世界。文明因多样而呈现丰富，世界于多元中蕴含生机。缘起理论是佛教教义的核心与基石，也是成住坏空的根本法则。“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万物藉缘而生灭，佛法依缘而成就。阴阳相合、万物生长；众缘会聚、诸法生起。和谐世界正是基于共同的追求，成于众缘的和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和”的精神与智慧，去化解矛盾、消弭纷争，去营造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佛教一直扮演着友好使者的角色。30多年来，大陆佛教界与台港澳地区佛教界往来密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国家统一、佛教先行”的作用。同时，中国佛教界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友好交流。1993年9月，赵朴初提出了中日韩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的构想，“黄金纽带”如今已扩大成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友好交流的渠道之一。可以想见，随着世界佛教论坛以及其他世界性佛教会议的持续举办，中国佛教必将不断深化和推进“和谐”、“和平”的世界性命题，为增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减少文明隔膜与冲突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以戒为师：中国佛教信仰的主体性呼唤

戒律，是佛教徒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是维护佛教社会形象的内在约束机制，也是佛教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戒律关系着佛教的法身慧命，戒律是否清净也直接影响着中国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以戒为师，其实是当代中国佛教信仰的主体性呼唤。

2006年12月22日，前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中国佛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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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发表了《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之后提炼成《“以戒为师”与中国佛教的未来》，发表在《中国宗教》2007年01期）的讲话，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我们的佛教界总体上是好的。但近年来，正如赵朴老曾经指出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寺院财富的增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的拉帮结派、聚讼纷争，有的刚愎自用、私欲膨胀。这些不良风气势必会败坏佛教的形象和声誉。”佛教界要想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首先要从“以戒为师”开始。这有六条理由：一是基于时代的基本要求。二是基于佛教的根本追求。三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四是基于佛教的优良传统。五是基于建设“人间佛教”的要求。六是基于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今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向着中华民族走来，看到在各个领域里大师级人物正陆续涌现。同样，在佛教领域，时代也呼唤僧才，呼唤大师，要有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持戒上是楷模、品德上能服众的僧才不断涌现。”

讲话和文章发表之后，迅速在教内外引发热议，得到了佛教界的积极回应。概括起来看，大家普遍认为提倡“以戒为师”切中时弊。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界，特别是在都市佛教信仰群体中存在着媚俗与庸俗化、浮躁与贵族化、势利与冷漠化等问题，严重侵蚀着佛教主体性信仰，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忧虑。这也是与佛教住持正法、化世导俗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当然，针对这些问题，不能一概地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要做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且提出具体的制度性措施。圣凯法师在《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提出，“以戒为师”的含义，包括修道者必须个人持守戒律；同时，僧团的运作必须遵守律制，创造出适合持戒的环境，才能达到“以戒为师”的理想。由于佛教寺院深受传统的宗法制度影响，需要用“法治”改变以往的“人治”，用现代的法制精神来约束和促进戒律的落实，尤其是加强寺院管理层的权力监督，提高寺院管理的透明性。这实际上是从制度上规避僧团和个人的腐化堕落，强化佛教信仰的道德性、神圣性追求。为此，佛教界的教制建设必须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建立与制订切实可行的“现代清规”。这种教制建设，必须注重四大层次：1.生活规范层次，这是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的层次，考察法律、法规、政策等对僧团的规定，信徒、社会大众对僧人的要求，结合内律与外律，提出相应的规范要求。2.团体运作层次，这是僧团自身运作的方式。3.修学层次，这是僧团日常生活的内容安排。4.丛林定位层次，这是对丛林自身的定位。这样，才能让“以戒为师”不至于成为口号。

也就是说，“以戒为师”的提出，包含着对佛教寺院教产、教制等问题的改革诉求。这与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提倡的教理、教产、教制三大改革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基于整顿和完善佛教信仰活动的管理，引导佛教主体信仰的确立和坚守，提升佛教的社会形象，推动人间佛教实践的健康进行。未来的中国佛教，必将面对和回应社会对“以戒为师”的更高期待。

三、众善奉行：中国佛教信仰实践的社会性路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信仰的纲领。可以说，佛教信仰活动实质上就是行善的过程，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但是，中国佛教过去曾被批评为“名大实小”，虽然号称大乘佛教，但实际上过多追求个人解脱，是事实上的小乘行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佛教群体“实力有限”，不唯是经济实力，还有个人文化素养等方面。

热心慈善，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佛教界的共同追求。佛教慈善是慈善社会化的需要，也是社会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间佛教最有效的途径。随着佛教界实力增强，在社会慈善活动中都有佛教徒的参与；在几乎所有的赈灾扶贫行动中，也都能看到佛教徒的身影。佛教慈善活动，已经逐步从以往被动、零散的状态中走出来，学习和借鉴社会慈善经验，日益成熟起来。不少著名寺院和佛教团体都创立了佛教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建立专业的慈善工作队伍，制定严格的管理条例，有计划地开展系统的社会慈善活动。比如，厦门南普陀寺、上海玉佛寺、重庆华岩寺、嵩山少林寺、庐山东林寺、无锡灵山等，都有自己规范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慈善文化品牌。

除了应急式的救灾扶贫济困，佛教慈善还重点关注心灵环保、临终关怀等生死大事。慈善可以分为物质与精神慈善两大部分，佛教慈善更擅长精神慈善中的精神抚慰、心理辅导等领域。对宗教慈善而言，物质慈善是方法，精神慈善是根本，通过某些信仰理念的恰当化导，使受助者得到精神自立。这就需要慈善义工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和知识素养，富有行善助困的智慧和品格。

2008年11月20日，在厦门举行的“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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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今佛教慈善研究与实践的状况。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开设了“佛教的慈善关怀”专题，为佛教慈善理论与经验交流提供了平台。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佛教慈善做出更大的努力，佛教通过社会慈善活动的实践来演绎人间佛教的精神。为此，佛教慈善组织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规范，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信力，肩负起慈济天下的历史重任。佛教慈善一定要在社会大慈善的前提下，突出佛教慈善的核心理念，树立不同于一般社会慈善的旗帜。在这一点上，佛教慈善具有深厚的精神理念的支持。第一，佛教慈善有足够的佛教思想作基础，能够形成一种慈善体系。第二，佛教慈善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第三，佛教慈善有历史的脉络和现实的资源，能够形成相应的体系模式。第四，佛教慈善符合当今社会慈善文化的基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社会慈善将是中国佛教信仰实践的一个有效路径，将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5/t20130511_2085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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