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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述藏传佛教祖师像——佟春燕
藏传佛教汇聚了佛教的显宗、密宗和藏地苯教等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藏传佛教的信奉神系庞杂,除了信奉佛菩萨外,还将祖师、本尊、佛母和护法也作其特有的供养对象,其中又以祖师的供养为首位。本文试对藏传佛教的祖师像谈一些看法,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尊奉祖师的缘由
西藏早期佛教的发展可谓历经艰辛,祖师与藏传佛教发展史联系紧密。从7世纪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引进佛教到9世纪“朗达玛灭佛”前的二百年间,被藏传佛教史称为“前弘期”。前弘期的赞普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贡献甚大,他们被称为“法王祖孙三代”。松赞干布迎娶信仰佛教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修建大、小昭寺,将佛教引入西藏;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邀请古印度佛教高僧寂护、莲花生到吐蕃传教,修建桑耶寺,剃度吐蕃子弟出家,建立了完整的佛教僧伽制度;赤祖德赞(约815-838年在位)极端佞佛,使佛教势力迅速扩大。而9世纪中叶,赞普达摩(俗称朗达玛,约838-842年在位)对佛教采取了摧毁态度,勒令藏僧还俗或弃佛归苯,关闭寺院,毁坏佛像、佛经,史称“朗达玛灭佛”。这段时间持续了近二百年,佛教在西藏几乎绝灭。10世纪末,佛教从阿里和康区复兴,这就是藏传佛教史所说的“后弘期”,佛教逐渐成为西藏地区的全民信仰。11世纪初,古格王派人到印度学佛,修建寺院,翻译佛经,邀请印度僧人阿底峡入藏传法。此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丹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相继产生,各派的祖师及高僧辈出。祖师像是藏传佛教发展史的重要物证,了解祖师像便能更好地理解藏传佛教发展史。
佛教一般讲究佛、法、僧“三皈依”,而藏传佛教则强调“四皈依”,即上师、佛、法、僧。上师之所以被尊奉为最重要的皈依对象,是因为他是弟子与佛法僧三宝的媒介和桥梁,他不仅为弟子开启修持密法之门,还对教授和弘扬佛法有重要作用。在藏传佛教的修习过程中,弟子要依靠上师灌顶、传授密法、指导修炼方法,才能修炼成功[1]。“当修学者已经培养出较高的心智水准之后,他应该拜求一位大德的密乘上师,由上师导引他进入坛城(供有诸佛、菩萨、本尊乃至祖师像的曼荼罗)之中。然后举行入门仪式。举行仪式时,习学密乘者必须发誓忠实地恪守誓言,遵守戒律和行动的准则。仪式完毕后,导师就可以指导弟子入定观修的方法了。”[2]而被尊奉为“祖师”的人更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上师的佼佼者,他们往往被视为佛、菩萨的化身,与佛、菩萨及各大本尊具有同等的地位。
藏传佛教的祖师包括藏传佛教各派的创始人或是对本派教理教义、教法的形成、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的高僧大德以及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和印度大成就者,“由于各个教派的教理教义和教法大多是从印度传来的,因此祖师往往要追溯到印度的佛教大师……他们除了受到某个教派的尊奉外,也受到其他教派的尊崇。”[3]
二、藏传佛教各派供奉的祖师
藏传佛教的祖师像辨别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一些祖师像有铭文,比较容易辨识;而没有铭文的祖师像就要参照历史文献及留存下来的唐卡进行辨识。
(一)宁玛派祖师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是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宗派,其历史最为悠久。8世纪,古印度高僧莲花生来藏传播佛教,他运用咒语降服了苯教诸神,将佛教密宗系统地传入西藏地区。莲花生留下的教法成为宁玛派教义和教法的核心。“朗达玛灭佛”期间,宁玛派靠该派信徒在家族中以父子相传的形式而得以延续。但由于当时苯教影响广泛,因此宁玛派传承的教法当中掺杂了部分苯教的内容。到11世纪,素尔波且祖孙三代才将宁玛派的经典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建寺传法。桑耶寺是传授和翻译宁玛派典籍的最早场所,它是8世纪时由寂护和莲花生设计建造的。宁玛派后来还修建了多吉扎、敏珠林等寺院。
莲花生是宁玛派的祖师,也是藏传佛教各派共同尊奉的祖师。由于他对藏传佛教的重大影响,其金铜造像很多,且标识明显。莲花生的标准像是头戴佛冠,头冠两侧和前部向上卷起,冠上插有金刚杵和翎羽,身披袈裟,左手托颅器,右手持金刚杵,左臂挽三骷天杖[4]。莲花生的造像是所有祖师像中比较独特的一位,他是高僧,因此他头戴佛冠,代表其密宗学识;他还是密宗咒师,所以他会持有颅器、金刚杵这样的法器[5]。因莲花生不仅受到宁玛派的尊奉,还受其他各派的尊奉,所以也有莲花生像的头冠样式与噶举派头冠相似,这应是噶举派寺院所供奉的;莲花生像较为少见的一种是头冠顶端呈圆柱形,帽子后面的披巾垂至肩部,左手托钵,右手持金刚杵。莲花生的造像虽然服饰和冠饰不同,但其手中一定持有法器。
寂护是8世纪著名的印度高僧,是宁玛派尊奉的祖师。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寂护曾两次受邀到吐蕃传播佛教,将印度佛教系统地引入到了西藏地区,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约在763年,寂护第一次到吐蕃传教,主要宣讲“十善”、“十八界”、“十二因缘”等佛教基本理论。由于“当时恰值藏地发生饥馑,疾疫流行,反对佛教的人们就借口这些灾荒都是因请寂护来藏,引起苯教神祇不满,而对藏人所施加的惩罚。于是又把寂护遣送回尼泊尔。寂护临行时建议赞普延请莲花生进藏”[6]。在莲花生降伏苯教势力后,寂护再次入藏传播佛教。他与莲花生一起主持修建桑耶寺,担任吐蕃出家七人剃度的堪布,建立了僧团组织,为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寂护与莲花生、赤松德赞被称为“师君三尊”,这是对他在吐蕃传播佛教贡献的肯定。寂护是古印度著名的佛教“东部三中观师”之一,主要宣讲佛教大乘的中观思想,重视对佛教律论和显宗理论的翻译,所以寂护在藏传佛教显宗中具有较高地位。但吐蕃时期的佛教主要是推崇密宗教法,忽视显宗理论,故有关寂护的记载与造像较少。中心插页图的寂护像是“师君三尊”中的一尊。
(二)噶丹派祖师
噶丹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建立的第一个教派,其后建立的各派祖师几乎都与噶丹派有关。如,噶举派祖师玛尔巴曾向噶丹派祖师阿底峡求法;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曾师从噶丹派学习教法;格鲁派祖师宗喀巴以噶丹派教法为基础创建了格鲁派。噶丹派是以全部佛语作为修行教义的一派,致力于密教修持。11、12世纪是噶丹派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格鲁派兴起后,噶丹派并入格鲁派,不再单独存在。噶丹派以热振寺为主寺,这派著名的祖师是阿底峡和他的弟子仲敦。
阿底峡是佛学大师,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最先将新教密法完整传入西藏的人,这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各派都将他视为主要传承祖师之一。阿底峡原是古印度萨霍尔国王子,曾任超岩寺主持。1042年,他应古格王的邀请进藏传法,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弟子。阿底峡所著的《菩提道灯论》是噶丹派的主要论著之一,也是“后弘期”最重要的佛学著作。这本书对西藏佛教各教派实现教理系统化和修持规范化起到了指导作用,是宗喀巴建立格鲁派学说体系的先导。阿底峡的标准像是身穿袈裟,头戴尖顶帽,双手结说法印,坐于莲花座上,像的右后方有一佛塔[7]。佛塔又称噶丹塔,表示阿底峡弘扬佛教的功德如佛陀再世。阿底峡所戴的尖顶帽与格鲁派的尖顶帽相似,但他的帽子表面多有凸棱装饰。
仲敦(1005—1064)是阿底峡的重要弟子,噶丹派的创建祖师。1045年初他开始传法。阿底峡在卫藏地区传法9年,期间仲敦一直跟随在他的左右,阿底峡将其全部所学传授给了仲敦。阿底峡圆寂后,仲敦成为阿底峡徒众的领袖,修建热振寺。仲敦精通显密,虽没有受过比丘戒,不是僧人,但他却严守戒律,广传佛教。仲敦的造像与其身份相符,多为在家修行者的造型,一般着俗装,蓄长发,身体稍胖,表情憨厚[8]。
(三)噶举派祖师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各派中支系最多、最为庞杂的一派,它最初就有香巴噶举和塔波噶举两个传承,后来发展成四大派、八小派。噶举派以师徒间相传的密诀为主,重视密法的修炼。
噶举派的创建祖师是玛尔巴(1012-1097),他曾多次去印度、尼泊尔学习佛教。米拉日巴(1040-1123)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他从小过着富裕生活,但7岁时父亲过世,其家产被伯父霸占。为报复伯父,米拉日巴外出学习苯教巫术,咒杀仇人。他因伤人过多而深感内疚,开始学习佛教。米拉日巴师从玛尔巴学习密法,获得很高成就,还培养了热穹和塔波拉结等众多弟子。米拉日巴一生没有出家,也没有建立寺庙,传法多以野外为道场,喜欢以说唱的形式传教。他的标准造像是身体瘦弱,右手上举,表现其吟诵佛经、说法传教的形象[9]。米拉日巴像有身披华丽袈裟的说法像,较为少见。
噶玛噶举派是噶举派的重要支派之一,是藏传佛教各派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
都松钦巴(1110-1193)是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噶玛噶举派的第一世活佛。他曾跟随各派名人学习显密教法,在修行时以坚忍著称。他的造像一般头戴噶举派的国师帽,帽两侧向上卷起,帽的前沿带有日月图案,这种帽式是噶举派高僧特有的标识。都松钦巴认为自己是迦叶佛的化身,能言善辩,面相苍老。因此,面相清瘦苍老的噶举派祖师造像一般都被认为是都松钦巴像。
噶玛拔希(1204-1283)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1256年,噶玛拔希受到元宪宗蒙哥的召见,被赐予金边黑帽。忽必烈继汗位后,噶玛拔希因有帮助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嫌疑,被逮入狱,备受折磨,但噶玛拔希却活了下来,因此他在藏族人中享有神一般的崇高地位,是西藏佛教传说中仅次于莲花生的一位神通人物。1264年,噶玛拔希获释,得到忽必烈的许可,继续在康区、宁夏、甘肃、青海一带传教,扩大了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噶玛拔希的造像特点是头戴金边黑帽,下巴上留有胡须。在历代噶玛派活佛中,噶玛拔希是唯一留有胡须的祖师。金边黑帽是元宪宗蒙哥赐予的国师帽,噶举派祖师多带有这样的头冠,这也是噶举派与其他教派形象上的重要区别。
却吉旺秋(1584-1635)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他曾在前后藏各地云游,门徒众多,并得到当时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第悉藏巴的尊崇[10]。却吉旺秋像头戴红色噶举派头冠[11]。
(四)萨迦派祖师
萨迦派创建于11世纪,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是该派发展的鼎盛时期,曾是西藏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该派的领袖人物曾任职中央,管理全国各地的佛教事务。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纳入元朝版图,萨迦派的领袖起过一定的作用[12]。萨迦派由衮噶宁波(1092-1158)建立,以“道果教授”为主要密法传承,以萨迦寺为主寺。
八思巴(1235—1280)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1253年,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为忽必烈和皇后灌顶,被忽必烈尊为精神导师。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后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八思巴曾奉忽必烈之命造蒙古文字,因造字有功,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还是促使西藏政教合一的关键人物。八思巴的形象常出现在萨迦五祖或表现萨迦祖师源流的唐卡中,造像形式多为头戴平顶帽,左手结禅定印并捧法轮或摩尼宝珠。八思巴所戴的平顶帽是萨迦派祖师特有的头冠样式。
(五)格鲁派祖师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最晚形成的一个重要派别。15世纪初,宗喀巴针对当时各派不守戒律、胡作非为的状况,发起了以严守戒律为核心的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他提倡苦修,要求本派僧人严守戒律;在教义上偏重佛教显宗学习,要求僧人只有在学完显宗各法后,才能学习密宗。格鲁派的教理教义与宗喀巴的理论思想密切相关。该派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四大主寺。
宗喀巴
达赖和班禅是格鲁派两大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名号始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1652年,五世达赖应召觐见清顺治皇帝,被赐予“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称号及金册、金印,清政府正式确定了达赖在宗教上的地位。“班禅”的名号始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赠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称号,1662年罗桑却吉坚赞圆寂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1713年,清康熙帝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印,从而确立了班禅在宗教上的地位。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是格鲁派取得政教统治权的关键人物。他原是扎什伦布寺的主持,由于格鲁派势力受到排挤,四世达赖被害,他被请到拉萨主持政务。他与五世达赖联合固始汗打败藏巴汉,巩固了格鲁派在藏地的势力。四世班禅不仅是博学多闻的佛教大师,还是一位心胸宽大的政治领袖,主张各教派间不应争斗,应互相尊重[14]。四世班禅年老后一直居于扎什伦布寺,在宗教界具有很高地位。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之时西藏地区的局势极为复杂,西藏内部僧俗领主之间以及他们分别引进的青海的蒙古贵族各部统治者之间争斗不断。当时西藏地区的噶玛噶举派势力强大,他们对格鲁派采取压迫摧残政策,格鲁派不得不采取对抗办法,1641年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派人赴青海密招固始汗率兵入藏,消灭了格鲁派的劲敌。1652年,五世达赖受清顺治皇帝邀请进京,被正式册封为达赖喇嘛,格鲁派的影响达到鼎盛时期,许多重要寺庙是在五世达赖时代建造完成的。五世达赖所著的《西藏王臣记》是一部记载西藏历代王朝事记和王嗣传统的史册。五世达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人物,其造像很多。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五世达赖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15年,后受形势逼迫,无奈之下才让六世达赖“坐床”,但由于西藏地区统治阶级间的争权夺利斗争持续不断,六世达赖遂成为牺牲品,1706年,他在被押解进京的途中病死,年仅23岁。六世达赖虽为宗教领袖,但却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所创作的诗歌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六世达赖的造像多显生动活泼,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诗人的特征。
三、结语
藏传佛教文化可以通过各种造像来诠释的,众多造像中尤以祖师像为独特,祖师既是现实中的人物,又是弟子膜拜的对象。历代工匠塑造了大量具有写实风格的祖师像,以供人们供奉。藏传佛教教派林立,各派祖师的标识不同,装饰不同,其中头冠样式是各派的主要区别之一。噶举派的头冠是元代的国师帽,帽边两侧向上翻,帽前饰有日月的标志;萨迦派的头冠为筒形平顶帽,有的还将两边卷在头顶;格鲁派头冠多为黄色尖顶班智达帽。
祖师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传承起有重要作用,他们是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认识和了解祖师像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发展史。
【注 释】
[1]参见王家鹏《菩萨》,《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上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3]陈庆英《祖师》,《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
[4]《雍和宫佛像宝典》图版1,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5]《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图版245,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
[6]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7]《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二册)图版21,朝花出版社2000年版。
[8]《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下卷)图版210,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9]《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二册)图版26,朝花出版社2000年版。
[10]陈庆英《祖师》,《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11]《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下卷)图版226,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13)《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图版246,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
[14]《雍和宫佛像宝典》图版9,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5/t20130523_2091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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