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破除“破除迷信”——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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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破除“破除迷信”——姚慧

——对“京西民间佛事音乐”保护前提及方法的探究

京西民间佛事音乐属于宗教类“非遗”，是与宗教、丧俗共同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佛事音乐即使走向民间，即使与最初的寺院佛事音乐大相径庭、与民众生活互融，它也仍是无法脱离宗教文化语境的宗教音乐，是需要保护的。而保护的前提是破除“破除迷信”的思想观念。“破除迷信”是五四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张的对待所谓“迷信”的态度，这种思想甚至在当下的大众群体中仍然根深蒂固。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迷信”等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常持相对保守，甚至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对于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宗教类“非遗”，其保护工作也在此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在思想上长期处于瓶颈状态。为了让宗教类项目进入国家保护体系，学者们将其改头换面、使具体艺术形式从宗教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进行保护的方式已经给中国的“非遗”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宗教类“非遗”保护的绊脚石。因此，破除长期以来的“破除迷信”的观念，在理论和思想上给予“迷信”、宗教和丧俗以正确、科学的认识是宗教类“非遗”和京西民间佛事音乐一切保护工作的前提。

一、解读“迷信”

（一）“革命”、激进思维中的“迷信”

“迷信”及其概念阐释所以可以逐渐在中国被一次次刷新、重构和扩展是因为“迷信”被紧紧地捆绑在关乎两个性质迥异的新旧社会、新旧政权的斗争之上以及以新旧社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为各自政权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替之上。“迷信”在这“新”与“旧”的博弈中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同时也渐渐完成着自身政治化的蜕变。不论“革命话语”也好，“新文化运动”也罢，“迷信”一词的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激进思维方式的产物，是从一个中性词过渡到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话语，从知识分子学理探讨层面成功过渡到国家政治实践层面的表征符号。

1、陈独秀的激进思维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使“迷信”概念在中国得以更大程度的政治化和使中国传统文化统统被打倒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新锐们所采取的革命思维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中国惯用革命思维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定势。他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试图用革命激进的思维、靠一个“主义”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并且主张要行动起来。五四运动就这样由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由“救人”转向了“救亡”。五四运动后，青年们越来越往激进的革命路线上靠近。在激进、革命路线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对在旧社会框架下孕育起来的传统文化也持有同样的态度，“迷信”也如白话文一样，在当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化改造，将其推至到“科学”与“理性”的对立面，一切传统文化都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分子就在这样的历史和个人遭遇背景下选择了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切唯心主义、将科学与唯物主义奉为法律、凡不在此法统筹下的一切枝枝蔓蔓统统被打倒的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方式。而不论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都可能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照搬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2、指向“迷信”的矛头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们为什么会用革命的思维来对待传统文化和所谓“迷信”？众多批判“迷信”的文章，其批判理由除了“迷信”是唯心主义之外，他们更多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阶级剥削、阶级统治和欺骗民众上。李传明在《封建迷信是怎么回事？》中提出：

（封建迷信）大部分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3]

封建迷信思想也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而大量的封建迷信活动却成为一部分骗取财物的一种手段。[4]

封建迷信是一种丑恶的现象，它散布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劳动人民。[5]

李洪林的《科学和迷信》认为：

迷信从来都代表一种社会关系，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对大多数人处于支配地位。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愚弄。……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总是要把迷信作为奴役被剥削阶级的精神手段。[6]

杜捷可夫在《科学与迷信》中提到：

和其他迷信一样，相信命运只是对劳动群众的敌人——剥削者有利。……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帮闲者，把神秘、迷信作为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的一种有效工具。[7]

由上观之，他们眼里的“迷信”实际上已不是从所称“迷信”之本身来确认它们的性质，而是在将其功能化、政治化之后，将其与一个政权、一个政治制度和一个统治阶级捆绑、打包并置之后，再赋予它们为当时政治形势和目的服务的性质属性。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依然沿用五四以来的革命思维来批判“迷信”，他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迷信”所指之社会文化现象本身，而是塑造这些所谓“迷信”的社会基础和整个封建政权和宗法制度。批判的原因就是这些“迷信”观念和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们往往与封建统治阶级联姻、结盟来蒙蔽、欺骗民众。正是由于“迷信”被纳入到了整个封建体系中，所以“迷信”的含义才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被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性的社会现象被归入了具有政治色彩的“迷信”和“封建”行列。

3、重读“迷信”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包括毛泽东等新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才最终拯救了中国。在当时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们的“渐进改良论”是行不通的，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也毋庸置辩地证明了革命道路的正确性。然而新一代共产党人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全部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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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但也不能回避，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却没有像革命运动一样在吸收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做各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而是沿用五四以来的激进思维。中国的主流意识多年来对待迷信的态度，一方面受西方二元论革命思维定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古老帝国阴魂不散的所谓打不倒、压不垮的“封建迷信”。问题的关键可能是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定上仍然在用西方的镜子反观着自己。

五四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现代化过程是中国经济、科技等方面进步的过程，而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被否定、被误解、被打倒，甚至是被消灭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更将这种“革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推向了极致。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分析，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对“迷信”疯狂的再度演绎。正如李洪林所言：

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是一种新型的迷信。他们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搞迷信。[8]

“迷信”一词本来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盲目信仰或崇拜，其中既包括迷信宗教、迷信鬼神，也包括迷信科学、领袖和金钱等。民俗学家乌丙安很早就对“迷信”一词做过深层次的探究，认为“民间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趋吉避凶，祈福避祸，扶正驱邪，除祟禳灾等日常生活中合理存在的俗信心理和习惯，应同‘蛊惑人心的谬误信仰’活动相对地区分开来。”[9]

故此，不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有“迷信”的可能。它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某个社会或某个政权。今天我们不应该仍然采取以推翻某个阶级、某个政权就一定要彻底破除与其相关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革命的、机械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延续性和传承性，否定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就等于否定今天自我的发展，目下的我们反而应该剥去“迷信”身上的政治外衣，再看其是否是“迷信”。

（二）宗教与“迷信”

1、“迷信”一词的由来——西方二元论中的“迷信”

据宋红娟博士的研究，“英文‘superstition’是中国所称之‘迷信’。在西方，‘superstition’一词最早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出并用以指称不正确的信仰；随着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以及与异族的接触,‘迷信’专门用以称呼非基督教信仰,言外之意惟有基督教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宗教,异族的信仰皆是一种神灵崇拜、巫术、‘迷信’。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继承了天主教对正统信仰与迷信的划分。而此时也正是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对理性的追求将宗教与科学对立了起来。由培根开启的近代科学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权威的传统,不仅审视迷信,还质疑经院哲学和宗教。20世纪20年代,科学占据了权威的地位,它让人相信自然法则是支配宇宙的惟一力量,宗教也被归入“迷信”之列。总之,‘superstition’一开始是指与基督教相异的宗教信仰,后来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它也指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信仰。”[10]

“早在20世纪30年代,江绍原先生就敏锐地提出有必要对‘迷信’概念进行一番考证,指出‘迷信’是一个从日本转译自西方的概念。他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这个概念背后所包含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他说道：‘我们之用它来称呼本国(和外国)的种种迷信言、行、念,则似乎直接或间接颇受了西洋的影响。故西洋语言文字中迷信这个概名的来源和历史、意义与内容,到现在该加一番考察了吧。’言外之意,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事情。”[11]20世纪初，中国的能人志士将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宗教与科学、“迷信”与科学、“左倾”与“右倾”等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也随之来到中国，并对中国以后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后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都被打上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烙印，甚至直到现在仍根深蒂固。

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早而有之，是西方哲学和人生观念的核心。将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虽是西方这种方式的延续，但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划入“迷信”恐怕也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有关。政教合一的教会使基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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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置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之上，宗教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只有否定宗教才能确立科学的地位，而宗教与科学、“迷信”与科学二元对立的进一步争锋与较量也随之被推向巅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可能是关涉政治统治的新旧两个政权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搏杀。

2、鲁迅宗教观的转变

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先锋人物。因此，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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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的宗教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他身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宗教在中国为什么被视作“迷信”的原因。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似乎特别符合其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角色，他的批判言论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然而，众人皆知鲁迅总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反面，却不知他早期对宗教的态度。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一文中认为，宗教之产生本身是“向上之民所自建”，是“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的结果，是“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心理需求。[12]人生一世需要面对和应付许多突发和重大事件，在人类遭遇恐惧、不幸、悲剧、死亡时需要得到一种心灵的抚慰。鲁迅认为，人在危机情境下的精神需要理应得到满足，而宗教就是使这种精神需要得以满足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他眼中的宗教之大不同就是因为有信仰，有虔诚之念。

在《鲁迅与宗教文化》一书中，郑欣淼将鲁迅早期宗教观的特点总结为三点：其一，鲁迅反对用简单的观点对待宗教。其二，鲁迅注意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认为宗教有陶冶思想、涤荡精神的重要作用，科学不能代替宗教。其三，鲁迅对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视和肯定。[13]既然早期鲁迅如此肯定宗教和信仰，如此重视宗教在改变人们精神中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后期的鲁迅则毅然决然地走向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是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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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14]

辛亥革命后，鲁迅发现宗教成了一种蒙骗、麻醉人民的工具。于是在此黑暗现实的强烈刺激下，他逐渐认识到，不论佛陀的志愿有多弘大，所设想的普度众人的方法有多么完备，都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在现实与文化面前，他选择了前者。鲁迅宗教观先褒后贬的转变，是因为初期的鲁迅将宗教视作一种文化，而后期鲁迅看到更多的是宗教的政治功能，他对宗教的批判也就随之成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际的一把利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宗教与统治阶级的联手使宗教变成了麻痹民心的鸦片、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宗教被视作“迷信”，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宗教观，在思想发展的前后期有着重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坚持不变、一以贯之的，就是他始终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即使他在批判宗教所起的麻痹人民的作用时，也反对用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待宗教。”。[15]

3、重读宗教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崇信佛教、钻研和复兴佛学的新潮流，一些思想家、革命家研究佛学是觊觎以传统佛学为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主义、激励人民起来革命的目的。故而，佛学在他们手里被穿上了资产阶级的外衣，成为了宣传资产阶级“平等”、“博爱”的思想工具。[16]

因此，不论鲁迅早晚期对宗教态度的转变，还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利用佛教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都说明一点，即宗教像马克思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等其他一切哲学和理论一样，都只是众多意识形态之一种，无数哲学理论之一派，解释宇宙、认识世界方式之一流。归根结底，除宗教是一种信仰外，它本身只是一种中性的、不带有任何阶级和政治属性的文化。但如果宗教参与政治或被政治所利用，那么宗教的性质和功能就会复杂起来。宗教所以多年来仍被视作“迷信”而被警惕和打压，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原因。但剥去披在宗教身上的政治外衣，它只是一种文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5/t20130529_209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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