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

佛教-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 ,对于想了解佛学知识的朋友们来说，佛教-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吐鲁番、哈密及甘肃敦煌、酒泉等地相继发现了大批回鹘文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回鹘社会、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而其中又以佛教文献为大宗。这些珍贵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回鹘佛教及其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新世纪伊始，随着中、俄、英、法等国所藏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相继刊布，以及莫高窟北区新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公布，加上电子文本《大藏经》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这些都为回鹘文佛经残片的整理与比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是十年来国内回鹘佛教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成绩可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量回鹘文文献的出土、刊布及研究工作的逐步完善与成熟，研究方向已由原来的主攻文献逐步向文献、佛教史、佛教文化并重过渡，体现出我国回鹘佛教研究已趋于全面化与系统化，这是回鹘学研究领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进展，是我国对国际回鹘学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一、回鹘文佛教经典研究

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印度佛教典籍的翻译，其二为东土撰述，除汉地佛教徒撰述（包括疑伪经）之回鹘文译本外，还包括回鹘佛教徒的撰述，如回鹘文佛教诗歌、题记。

新世纪初，回鹘佛教文献研究成果颇丰，相继有多种著作问世，如牛汝极著《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西域、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上篇概述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编号、整理、刊布、研究等情况，下篇则专题性地对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收藏、编号与研究现状的论述。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的翘楚耿世民先生相继推出的《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两部论文集涉及回鹘佛教文献者颇多。娣丽达·买买提明编著《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一书（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卡拉和茨默研究的基础上，对二文献进行了汉译与简单注释。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重在编译，研究深度略嫌不够。

《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中除以较大篇幅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进行了重点研究外，还收录了耿先生先前已发表过的多篇论文，对《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实义疏》，《八十华严》、《金光明经》、《十业道譬喻鬘》、《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等回鹘文佛典进行了研究。

接着，耿先生有出版了《西域文史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收有《佛教在印度境外和新疆的传布》、《维吾尔(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回鹘文主要佛教文献》、《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研究》、《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等文字。尤其是其中的回鹘文《大白莲社经》、《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等，是耿世民先生近年研究回鹘文佛经的重点，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耿世民《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二叶）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第1~5页）、《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另二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0~114页）和《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19页）三文，首次刊布了国内现存的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二叶残卷，指出其原经为一多达四卷的佛经，他所刊布的的这二叶残卷则属于第三卷。根据写本的语言特点，可推定其写成于10～11世纪；但根据其字体和正字法特点，其抄写年代似乎在13～14世纪。该经虽译自汉文净土学派，但汉文本失传。写本的发现证明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在盛行弥勒崇拜后，阿弥陀佛崇拜也曾盛极一时。此回鹘文残卷题作“Abitaki”，虽为汉文“阿弥陀经”的回鹘文音译，但与《阿弥陀经》无关，不见于汉文大藏经。究其内容，当译自净土宗《大白莲社经》。[②]耿世民对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的研究亦投入了极大精力，探究不辍，先后发表《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哈密本残卷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2~138页）、《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3）》（《新疆大学学报》2008第1期，第140~144页）、《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4）》（《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2~55页）等文，还与德国学者JensPeterLaut、JensWilkens合撰《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FragmentederuigurischenDa?akamapathāvadānamālā）》（Ural-AltaischeJahrbücher20,2006,S.146-169;21,2007,S.124-140），这些论文以文献第六卷“持杖王”故事二叶（四面）为切入点，指出哈密本序章语言带有浓厚的说教味道；最大特点在于一些梵文借词旁加婆罗米字的梵文拼音；此文献编成于龟兹。同时又研究了该文献第一卷“苏婆罗哥”故事二叶（三面）和哈密本关于“人生无常”故事三叶（六面）。

敦煌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是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今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Or.8212/75A-B（旧编号Ch.xix.001-002）。而在莫高窟北区亦发现有该文献残片一叶，编号为B52(乙):17。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3~21页）将后者与大英图书馆藏本进行对照，指出伦敦藏卷本为节译本，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者更是节译本的节译本。另外，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的B157:15号文献亦属于《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刊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页研究》（《京都大学语言学研究》第24号，2005年，第1~13页）一文中。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7~124页）从大英图书馆藏《实义疏》之回鹘文题记、蒙古文题记入手，指出其抄写时代应是元末；它有可能是先从伯181窟中流散出去，在民间被蒙古人获得，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题记，其后被王道士携至藏经洞，终被斯坦因所获，存于大英图书馆。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与《俱舍论》密切相关的回鹘文《俱舍论颂疏论本》残卷在莫高窟北区也有出土。关于该文献，此前已公布的有二件，分藏北京大学、伦敦大英图书馆。莫高窟北区B172窟新出一件，断为5片，编号分别为B172:5，新近由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俱舍论颂疏论本〉残卷研究》，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53页）。

敦煌莫高窟B128窟出土由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112~115页）指出，可能是由元人安藏译为回鹘文的，采用了直译方式，译文明显带有诗歌的韵律。而近期于兰州范氏的私人收藏品中新发现的回鹘文《华严经》折子式写本一件，笔者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合撰《回鹘文〈华严经·十无尽藏品〉写本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1页）、《回鹘文〈八十华严·毗卢遮那品〉残叶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2号，2007年，第39~52页）进行研究，确定其内容分别属于《八十华严》第二十一卷《十无尽藏品》中的开首部分和卷十一《毗卢遮那品》。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两叶回鹘文《华严经》残片在张铁山、皮特·茨默《两页回鹘文〈华严经·光明觉品〉写本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4期，第73~80页）中得到研究刊布，内容属《八十华严》卷十三《光明觉品》。耿世民先生曾撰文《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4~89页）和《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对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的有关藏品进行研究，称其为刻本。而笔者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通过对兰州范氏藏品的仔细琢磨，发现应为写本指出：“写本字体非常优美、工整，极似印本，但《毗卢遮那品》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征都表明，该文献不是印本，因为在4面之中，仅有1面在行间划有边线，而且线条不直，甚至有不少文字压线书写，非印本之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杨富学、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华严经·十无尽藏品〉写本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6页）张铁山、茨默（P.Zieme）《两页回鹘文〈华严经·光明觉品〉写本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4期，第79页）也认为：“这些文献残页上的字体均为写经体，近似于刻本，但并非刻本，因为残卷上多划有行线，且回鹘文压线书写”。这样一来，便可确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的两页残卷与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两张（8面）、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张（4面）、兰州范氏所藏二张（8面）均属于同一写本的不同卷。柏林收藏的《八十华严》也于近期刊布，[③]唯其外部特征与百济康义所介绍的《四十华严》残片相同。[④]

另外，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亦收藏有《华严经》写本，内容属于《世界成就品》、《四圣谛品》、《光明觉品》、《十无尽藏品》、《兜率天宫品》、《兜率宫中揭赞品》、《十回向品》、《十地品》和《十定品》，其中《十地品》和《十定品》与百济康义、小田寿典刊布的羽田私人收藏《八十华严》照片为同一写本，可以相互拼接。另，傅斯年图书馆藏一纸四页内容则为《四十华严·入不思议解脫境界普贤行愿品》（第39卷）之译本。[⑤]

《阿含经》广泛流行于回鹘社会，相继有不同写刻本的回鹘文《阿含经》残片为人所识。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编号为“北大D012V”及“北大附C01V”回鹘文《中阿含经》残片。张铁山《北京大学图

佛学常识100题

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97~103转112页）认为前者是元代从汉文本直译而来，夹写的汉字只起一种标示作用；后者可比定为元代从汉文本节译而成，属于不同的本子。这些残片在内容上互不相同，正可弥补所缺。同年，张铁山又撰《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28~131页），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为B52（甲）：18的一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进行拉丁字母转写、翻译和注释。越二年，张铁山再撰《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第11~17页），进一步指出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所藏回鹘文《中阿含经》均节译自汉文，但三叶属不同本子，成书年代在13～14世纪。另外，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北大附C57”和“北大附C57V”一叶两面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亦是摘取汉文原文的部分词句直译而成的，张铁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08~112页）认为其应抄写于元代，可能是当时回鹘僧在阅读汉文佛经时所写“读书笔记”，抑或是回鹘僧人讲演汉文佛经所写“提纲”。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的翻译年代亦为元代之物，有卷子式和贝叶式两种形式（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页）。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几件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页也译自汉文佛经，译于10～13世纪（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第36~46页；《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第59~67页）。另外，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的二叶回鹘文《阿含经》残片也于新近得到甄别、研究（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B157窟新发见ウイグル〈阿含经〉断片二件》，《西南アジア研究》第74号，2011年，第58~67页）。出土于B125窟的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带有明显的晚期回鹘文特点，可推断为宋元时期遗墨，系摘取汉文部分词句直译而成（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6~21页）。

这里不能不提到回鹘文《金光明经》，现知有写本与刻本多见，其中以俄国马洛夫（S

佛教100个冷知识

.E.Malov）于1910年在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本子最为重要，存398叶，是篇幅最大的回鹘文文献之一，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成果丰硕。及至新世纪，人们对此文献的研究热情仍然持续不衰。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和阿不利木·克尤木合作合撰《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六品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维文）2001年第1期，第15~37页）、《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五品之二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维文）2001年第2期，第1~43页），研究了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五品和十六品。张铁山《汉文—回鹘文〈金光明经·舍身饲虎〉校勘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63~67页）则研究了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舍身饲虎，以之与汉文本进行对勘，通过译文与底本异同的比较，以探讨回鹘文本的翻译技巧。陈明《回鹘文〈金光明经〉中偈语的翻译特色初探——以第十卷二十六品〈舍身品〉为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6~58页）通过《金光明经》中的偈语来探讨回鹘文本的翻译技巧问题。木沙江·艾力《回鹘文〈金光明经〉词汇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研究了《金光明经》中的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汉语、希腊语、粟特语、梵语、藏语、波斯语、吐火罗语词汇。

此外，研究回鹘文佛教经典的论文尚有很多，兹不能一一备列。

二、东土撰述回鹘文译本研究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献中，除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文献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佛教东土撰述。新世纪初，这些珍贵文献亦成为了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如前文所述，目前所见回鹘文佛教文献，主要集中出土于敦煌、吐鲁番两地。特别是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durishidYakup）对这批文献——包括大乘佛经、汉文疑伪经的回鹘文译文、佛僧传、注疏性佛典残片、密宗文献、回鹘人自创的佛教诗歌和咒语及其它佛教内容文献——进行了整理（AbdurishidYakup,OntheNewlyUnearthedUygurBuddhistTextsfromtheNorthernGrottoesofDunhuang,IndienundZentralasienSprach-undKulturkontakt,Wiesbaden2003,pp.259-276；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概述》，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85~502页）。同时他还对包括《上师赞》残页、《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片等在内的九件残片进行了研究（AbdurishidYakup,UiguricafromtheNorthernGrottoesofDunhuang,AFestschrifeinHonourofProfessorMasahiroShōgaito’sRetirement:StudiesonEurasianLanguages,Kyoto2006,pp.1-41；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9~477页）。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页分属四件，与拉德洛夫（W.Radloff）刊本相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藏文本或译者精通藏文，又经过了回鹘人的再创作，成书时间大致在13～14世纪（张铁山《敦煌出土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第64~68页）。近期，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柏孜克里克出土回鹘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印本残片研究》（束迪生、李肖、那仁高娃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7~117页）还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的3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片进行了研究。《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虽为疑伪经，但为回鹘中流传最广的经典，在吐鲁番也多有发现，近由张铁山进行了研究（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三件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叶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26~33页）。

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佛教文献对研究敦煌古代民族，其中包括回鹘历史、宗教、文化等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残片，很多都译来自中土佛教僧徒的撰述（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52~357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94~99页）。如出土于B128窟的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页带有元代回鹘文献常见的s与z、t与d的替换使用的现象，翻译年代亦可推定为元代（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8年第1期，第51~57页）。近期，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两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7~113页）又对1980年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两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编号依次为80BTI:532a/532b和80BTI:545a/545b）进行了研究，确认两件残叶均出自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卷八，翻译底本为汉文本。

出自莫高窟464窟的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页（编号为464:121）之印本序跋提供的信息比汉文部分更详细，暗示了另有一种通俗原典的可能性（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页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5~58页）。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写本残叶也于近期得到研究（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柏孜克里克出土〈梁朝傅大师颂金刚经〉回鹘文写本残叶研究》，张定京、穆赫塔尔阿比巴克主编《突厥语文学与哈萨克语言文学——耿世民教授诞辰8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现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译本所依汉文原文至少有两种，一种只有颂文；另一种有偈颂穿插于《金刚经》经文中，前者形成时间早于后者（王菲《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独特片段》，《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8~131页；王菲《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版本及语言翻译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92~96页）。除了《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外，属于般若文献的还有另外八个回鹘文佛典，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心经》、诗歌体《大般若波罗蜜经》、《八千般若波罗蜜经》、《说心经》、《观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注解》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传》（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版本、原典及其重构》，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3~609页）。

在上述回鹘文佛籍之外，莫高窟北区B59窟所出一回鹘文残页被确定为中土某位高僧的传记(AbdurishidYakup,OntheNewlyUnearthedUygurBuddhistTextsfromtheNorthernGrottoesofDunhuang,IndienundZentralasienSprach-undKulturkontakt.Wiesbaden2003,pp.264-268；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概述》，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93~497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出土两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79~86页）认为其内容当来自《佛祖历代通载》，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页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45~148页）则根据该残片在体裁、形式等方面确与《佛祖历代通载》非常接近，但并非一一对应，而更像是在原文基础上的再创造。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指出，回鹘文信札B59:68的书写者虽可能是佛教徒，但从信札的内容来看，它属于地方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当作佛经有所不妥（AbdurishidYakup,OnaNewlyUnearthedUygurLetterfromDunhuang.DesmondDurkin-Meisterernst,Simone-ChristianeRashmann,JensWilkens,MarianneYaldiz,PeterZieme(ed.),TurfanRevisited-TheFirstCenturyofResearchintotheArtsandCulturesoftheSilkRoad,Berlin2004,pp.398-40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新出土回鹘文信札残片考释》，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8~484页）。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据称来自敦煌，字体属中粗行书体，不同于莫高窟464窟所出元代较流行的细而草的书体，似为宋代遗物，有可能出自藏经洞（Peter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2000年，第22~36页）。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写本系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市西交河故城发现的，文献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zuBerlin），编号为TIIY22（U3107）。该写本的出现应与回鹘人对《金刚经》的崇拜观念息息相关，是佛教文化影响回鹘民间文学的一个例证（杨富学《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

佛教上香的知识

究》，《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56~61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12~219页）。嗣后，洪勇明《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第139~143页）对该文献再作研究，认为该文献译成于12世纪下半叶，译者为僧古萨里（即胜光法师），底本为《〈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苟书生》和《金刚经感应传·荀居士》。此说颇有可供商榷之处。诚如邵颖涛所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传·荀氏》完成于南宋末期，晚于12世纪下半叶，则二者无关明矣（邵颖涛《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2~76页）。近期，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回鹘文般若文献（Praj?āpāramitāLiteratureinOldUyghur）》（BerlinerTurfantexteXXVIII,Turnhout,2010,pp.217-222）对该文献进行了更为透彻的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吉祥胜乐轮》）来自藏传佛教，王红梅、杨富学《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前十页译释》（《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0~158页）合力对其前十页进行了译释。继之，又携手撰《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所见十六金刚天女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第74~79页）对该文献中的6页予以译释，指出其内容描述的是观想十六位金刚天女之藏密修持法。这些供养天女可见于坛城之中，应是随着坛城供养法同时传入西藏的。这部重要的藏密经典无汉文本，惟有藏文本流传，对探讨藏密艺术、回鹘佛教文化及回鹘—吐蕃的宗教文化关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沈卫荣、李婵娜《“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资料考述》（沈卫荣主编《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499~564页）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指出上文所言“十六位金刚天女”，其实是“至今人们仍不知其源流和真是面目的‘十六天魔舞’”。他们以丰富的汉文、藏文文献，论证了“十六天魔”的来龙去脉，颇有见地。吐鲁番出土的属于《兔王本生》的三件回鹘文写本，尽管原本应来自印度，但所记故事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最为接近，说明《大唐西域记》有可能曾被译入回鹘文，至少是回鹘文《兔王本生》的编译者曾参考过玄奘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大唐西域记》有“异类相悦”之载，但没有具体内容，这一缺环正好在回鹘文本中可得到弥补（杨富学《回鹘文〈兔王本生〉及相关问题研究》，《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64~71页）。此说为学界所接受，任平山《兔本生——兼谈西藏大昭寺、夏鲁寺和新疆石窟中的相关作品》（《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第57~65页）进一步认定，回鹘文本《兔王本生》可以被看做是《大唐西域记》所载故事的亚本。

俄国藏有回鹘文《玄奘传》一叶，马小玲《俄藏回鹘文玄奘传一叶释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9~53页）以回鹘文《玄奘传》第五卷的残叶为蓝本，对其进行转写翻译和注释，同时根据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五卷“起尼乾古国终至帝城之西漕”的内容比对回鹘译文，并对其中史地资料进行诠释，从而丰富

佛教云板和邦相关的知识

了我们对《玄奘传》及玄奘本人的认知。此外，洪勇明针对《玄奘传》第十卷的文字进行了专题研究，撰成《回鹘文〈玄奘传〉第十章七叶释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40~148页）一文。遗憾的是，对其译者?YNKQWS’LYTutung，仍采用以前的音译，称作“僧古萨里”。其实，匈牙利学者哈蔡（GeorgHazai）早在1975年便于德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刻本文献的页码标注处多次标出汉文“胜光法师”字样，而在第102行又出现用回鹘语拼写的?engko??litutung，二者显然是想通的。[⑥]庶几已成为学界通识，不应再维持“僧古萨里”之旧译。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共计十卷，古今通用“卷”表示，其意甚明，似乎没必要再改为“章”字，致生歧义。还有，文献内容早已由俄国学者吐谷舍娃（Л.Ю.Тугушева）释读刊布，[⑦]洪文显系该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似不应冠以“释读”二字，以免引起误解。这些虽均为细节问题，科学起见，还是谨慎为好。

对于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说心性经（xin(k?ngül)t?zinoq?dta?inombitig）》的性质，近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阿里木·玉苏甫分别撰《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考》（《民族语文》2010年第1期，第59~64页）和《论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6页）予以探讨，指出这是一部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接着，他又与帕提古力·麦麦提合撰《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中的夹写汉字现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05~112页），指出该文献中有一种跟其他回鹘佛教写本不同的内容，即出现有先写回鹘文，后夹写汉字的特殊情况，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该文献是回鹘文原著。然在笔者看来，其实未必如此，正如澳大利亚佛学专家谢德琼（J.W.DeJong）所指出的那样，该文献很可能译自某部汉文禅宗文献。[⑧]笔者经过比对，似乎与《达摩大师观心论》内容较为接近，尚待仔细研究。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5/t20130531_209507.htm

以上是关于佛教-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佛学知识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佛教-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富学；本文链接：http://www.fzby666.com/changs/67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