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佛教对宋朝火葬盛行的影响——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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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对宋朝火葬盛行的影响——王宇

中国封建时代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入土为安”这种儒家的丧葬观在宋代以前一直左右着中国丧葬风俗的导向，但却在两宋时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据估计当时的火葬率因地而异在10％－30％之间，而即使在提倡火葬的今天我国的平均火葬率也不过30％。两者相比较，不禁让我们思考：为何宋代火葬盛行?对此，研究者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张邦炜、张敏提出宋代火葬盛行，是因为宋朝地狭人众及火葬卫生、节省等因素；徐吉军则认为是贫困、地少、少数民族影响等原因促成宋朝火葬盛行。而本文将针对佛教影响这一因素，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佛教在宋代社会上的影响

（一）宋代佛教的特点

讲到佛教对宋代火葬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先说一说佛教发展到这一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时期，在社会的影响层面远远超过了唐代。一般我们认为唐朝是佛教的全盛时期，这是从佛教发展的思想史来划分的，而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引用竺沙雅章在《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一书序言中的观点：不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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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佛教的衰退期，由于深受唐宋间政治、社会变革的影响，宋代佛教表现为与唐代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兴盛。宋代佛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唐以前的贵族式的经院佛学开始深人社会生活，自上而下地走向民间，出现了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而且也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世佛教特色的居士佛教这一现象，说明佛教的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为：教义、修行方式的简易和平民化。其中禅宗和净土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宗派。

宋代佛教早期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主要派别，即律宗和禅宗。所谓“东西分祖，南北异宗，以摄戒名律，以见理名禅”。以地域来划分的话，北方多律宗，而南方多禅宗。但由于禅宗的灵活多变，而且对教义、修行方式的不断简化，使禅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逐渐由南方往北方发展，进而取代律宗的地位，成为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代名词。禅宗自“昔菩提达摩，得正法眼藏于西天祖师，而来震旦为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无诸修证，见性成佛，易于经教在所摒弃”，其后多继承其思想。到慧能时，禅宗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其立教仍标榜“不立文字”，声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而看重内心的体认和观悟。因为语言具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所悟的道理，而且许多的道理也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要脱离语言为媒介的表达方式，强调心灵上的相通，即所谓的“心心相印”，而大家所熟知的“拈花微笑”这一经典故事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因而禅宗不尚经义研习和记诵。慧能传法40年，仅留下由其弟子记录整理的《坛经》一书，这很能说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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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所用经典上，慧能之前的禅宗信奉《楞伽经》，而慧能则推重内容浅显、文句通俗易懂的《金刚经》，使禅宗的教义更加易于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除此以外，慧能对禅宗的修行方式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形成最富有南宗特色的“顿悟”说，以至于后人称南宗为“顿教”。这一法门与其它宗派的苦修相比，可以说是便捷的。从“一念平直，即众生成佛”，“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可以看出，成佛的关键是在于悟的与否，而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以民间的最为通俗的理解即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给了世人均可成佛的机会，用意能的话来说：“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这就否定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差别，向芸芸众生敞开了进入佛国的大门。这些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从出世转向人世的表现。慧能公开声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种人世的精神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使信仰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符合中国人在信仰中的实用主义观念。如在广南地区，僧人既不出世也不出家。庄绰记载道“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曾有北方士人看到此景遂作诗云：“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除禅宗外，净土宗也极富有平民色彩。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来说，其与禅宗的侧重点不同。禅宗注重学理和思想方面，而净土宗则以宗教信仰修行方面为多。因此，其教义简单，理论内容粗疏。其以“净土”作为崇佛修行的目标，信仰者不需成佛，而只要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即可。而其修行的主要手段是念诵佛号，简便易行，这更为适合平民社会的要求。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发展，则必然要同中国本土社会意识相融合，被社会广大阶层所接受，因而在不断地改变其理论表现形式，呈现出由开始的粗糙至魏晋、隋唐时的精密，再到宋时简略易行的不同面貌。与此相应，其接受群体亦自上而下地延伸、拓展，使佛教不再停留在统治阶级和士人这一阶层，而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使宋代佛教世俗化、平民化，其寺院和僧尼的数量超过唐朝，用宋人的说法是“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而这样的佛教，才真正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而火葬就是在佛教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背景下盛行起来的。相对而言，唐朝的贵族经院式佛教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这就可以回答火葬盛于宋而非唐的疑问了。说明宋朝时火葬盛行不仅受了佛教的影响，而且影响极大。

（二）佛教对宋朝皇室的影响

宋朝立国之初，在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争之后，全国各地的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国家十分凋敝，一方面为使新建立的统一国家能够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饱经战乱之苦的百姓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在宗教政策上的教训，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间因而大肆宣扬佛教，使佛教在宋朝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于“三武一宗”灭佛后，再次出现了繁盛之景，仅僧尼的数量在宋真宗时已达45万余。这也是衡量佛教在宋朝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佛教的“四大皆空”等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追求的是精神或灵魂的永恒，这种永恒超越了形体的制约，不在拘泥于肉体。佛祖死后也采取了火葬这一形式，而后的高僧大德、僧侣等在死后也广为使用火葬，那么普通信众必然会受到佛教这种丧葬观的影响，火葬的使用概率必然会受到影响。宋朝虽多次提出要禁止火葬，可能会减少火葬之人的数量，但其对佛教的弘扬则对此禁令产生了阻力。虽然弘扬佛教与禁止火葬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必然会受到影响，信仰佛教必然会对禁止火葬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不能有效的禁止火葬，阻止火葬率的上升。宋朝皇室中，信佛者甚多。“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生不茹荤，真宗即位，遂乞削发”，皇帝特准。一时“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竟达30多人，包括太宗孙女、大将曹彬之女等“皆随出家”。不仅如此，统治者本身也在破坏禁令，如宋嘉佑八年（1063）九月二十三日，年仅4岁的皇侄孙赵士弁卒，“火而寓骨于都城之西大慈佛祠，……十月甲午，从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县”。对皇室成员实行火葬。可见佛教丧葬观念已深入统治阶层，当然，其对社会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三）对士人阶层与下层社会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其首先的接受者主要是士人阶层等。在中国，士人这一阶层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影响者。佛教要在中国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可以说他们的喜好可以影响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向。中国社会推崇有识之土，使土人这一阶层受到百姓的崇敬，认为他们值得信任、学习，因而竞相模仿其言行。佛学作为一种思想被广大的士大夫、文人所接受，他们通过吸取禅宗佛教的哲学观、修心养性的路线和通俗语录的表达方法，为新儒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其次，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把丛林当作避世的退路，为政治失意者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和人生出路。中国儒家哲学注重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但社会毕竟是现实的、复杂的，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论其它方面，仅科举取士这一点，其残酷性就使多少人做官的梦想破灭。虽然这是出于时代的关系，但从客观上却促成了这些在仕途失意者、不得志者对佛教的信仰，使他们脱离现实的残酷。下层群众信仰佛教也许没有士大夫那些因素，仅是一种机械的模仿，但这就已经增加了佛教的信仰人数。因此，也就会影响到其对丧葬观的改变。在史料中也可多见到对士大夫阶层喜佛的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好佛，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加赘言。李纲在其对黄伯思的记述中提及，“公初不甚信释氏，遭会稽公丧，读佛书，恍若有悟，遂笃好之，奉事精谨。将没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网另外，南昌县丞吴彦申“晚节颇喜浮屠氏书，能达其要旨。将殁，知时至。疏食逾旬，屏左右衣冠而化，其践履所至如此”。此类记述在史籍中多见，在此就不再多加引述。而且这些精通儒家礼仪的士大夫、文人对火葬也“鲜不溺焉”。贾同亦说：“闾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为之。”宋真宗时，节度判官朱炎，“学禅久之”，读《楞严经》，……“炎后竟坐化”。这些对下层群众的信仰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加了宋朝的佛教徒人数，从而间接影响到宋朝的火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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