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

儒家-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 ,对于想了解佛学知识的朋友们来说，儒家-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

一、问题的提出

唐末宋初以来，由于政治统治的松弛，强化皇权、重振国家权威和加强思想统一，便成为时代的课题，这个任务自然地落在儒家的身上。儒家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角度出发，对与儒学鼎足而立的佛、老之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体现了儒学复兴运动自身

李莉娟佛学常识

的客观要求。纵观这一时期的反佛，前期反宗教的成分多，理论批判少；后期则相反，批判的主要领域涉及到学术思想方面，对后世影响很大。关于宋代儒家学者的反佛思潮，笔者有专文论述。[1]

宋学形成前后儒家学者的反佛运动，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纷纷著书立说，批判儒家对佛教的毁谤、歪曲和批评，维护佛教的信仰和利益。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提倡儒佛会同，从三教互补的立场回应儒家、道教的斥佛，是宋代僧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实际上，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利益之争”、“生存之争”或佛教徒与世俗思想家之争，而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重要一环。

学术界关于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研究，尚显薄弱。目前出版的一些文章，也是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如徐文明《出世之教与治世之道——试论儒佛的根本分际》一文，认为佛教徒对儒家的还击是很软弱的，主要是退让和回避，很少回击。[2]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宋代僧人是如何认识儒家的反佛思想？采取了哪些回应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佛教与儒学发生合流、以及佛教的“儒学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什么样的学术指向？本文试图以唐宋变革为研究视点，以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四位僧人释智圆（宋初）、释契嵩（北宋中期）、释宗杲（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和释志磐（南宋中后期）为例，从佛学的立场探讨他们对儒家反佛的认识，解析僧人群体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方面采取的回应措施，进而分析宋学形成前后僧人群体“援儒入佛”的新变化。

二、释智圆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在宋初儒家的反佛潮流中，第一个站出来捍卫佛教、对儒家反佛思想积极给予回应的是释智圆。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两浙路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徐氏。从其《自序》可知，智圆八岁受具戒，二十一岁闻奉先源清师传天台三观之道（指假、空、中道），负芨造焉。抠衣问辨，凡二年而清亡，遂居西湖孤山玛瑙院，与处士林逋为邻友相好，以诗文自娱。乾兴元年卒，年四十七，赐谥法惠大师。平生著述宏富，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智圆自幼喜好儒学，“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3]其学术思想“旁通庄、老，兼通儒、墨”，[4]因而对儒学有很深的认识和了解。在北宋初期儒家学者的反佛浪潮中，智圆著书应战，誓死捍卫佛教利益。

1.关于佛教传入是否损害中国礼仪的问题

针对儒家批评佛教的传入损害了中国的礼仪时，智圆给予了驳斥。在《与骆偃节判书》中，智圆说：

夫秦火六经，汉兴杂霸，民浇俗漓，争夺方炽，礼让寖微，则仲尼之仁谊、伯阳之道德或几乎息矣。赖我浮屠之为训也，既以三世报应制其事，复明一心空寂穷其理。民有闻报应之说者，虽贪贱吝啬之夫，亦庶乎振之周急矣；民有闻空寂之说者，虽矜功用壮之夫，亦庶乎守雌保弱矣。能周振，则博济之道行也；守雌弱，则朴素之风振也。博济行则礼让著，朴素振则刑罚措。以斯而利于民，则仲尼、伯阳之道不远复矣。故曰为利于上下，救弊于儒道焉。[5]

在智圆看来，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值汉魏时期的动乱年代，儒学和道教无力拯救当时的时弊。而佛教在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俗、风气方面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佛教不仅没有损害中国的传统礼仪社会，而且“利于上下，救弊于儒道”。佛教的存在对儒学是一个很大的互补，他对儒家将社会伦理道德的颓丧归咎于佛教的行为深为不满，认为：

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失尔，非教之罪也。而往世君民者不察其所有，视其徒之不肖，而迁怒于善人教法者有焉，往往造毁佛之律，行挟释之诛，亦何异乎以丹朱而罪尧，因商君而过舜，服药失度而归咎于神农，纵火致焚而反怨于嬘人邪？悲夫！[6]

智圆“以丹朱而罪尧，因商君而过舜，服药失度而归咎于神农，纵火致焚而反怨于嬘人”来回击儒家，其辩解思维相当巧妙。

针对儒家攻击佛教是造成中国士风日益颓废、道德沦丧的论调，智圆指出这是杨、墨、道教之流及佛教魔外之徒所致，从而将儒家攻击佛教的视线转移到了杨、墨、道教及佛教魔外之徒的身上。在《讲堂击蒙集序》中，智圆认为：

夫仲尼之旨，布在六经；世雄之法，备乎三藏。背叛六经者乃杨墨之党，蔑弃三藏者即魔外之徒。其人存则其道行，其人亡则其道废。今既宗师接武，讲席相望，谅世雄之道未坠地也。重以王化所被，人皆好学，削染之子，咸耻于不听习焉。[7]

在智圆看来，儒家学说的全部宗旨集中在六经之中，这与佛教的全部教义集中在三藏中是一样的。这样，智圆就抛开了历代儒家经典注疏，直探儒家经典本源，直接从儒家经典本身中体会他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同时，智圆对背判儒家经典的杨、墨之党与蔑弃佛教经典的魔教之徒，给予了批评。

2.关于讥毁佛教徒为夷狄之人的问题

针对儒家、道教讥毁佛教徒为夷狄之人的论调，智圆给予了批评。他认为佛陀与孔子、老子是一样的，都是圣人，盲目的将佛丑化或极端排斥，其行为是不可取的。在《四十二章经序》中，智圆公开倡导儒佛道三教互补。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竺也，象无象象，言无言言，以复群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逮于后汉，其道东传，时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训，乃与仲尼、伯阳之为训三焉。原夫仲尼之为训也，扬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义，俾复其王而企于帝者也。伯阳之为训也，扬三皇朴略之道，而绝圣弃智，俾复其皇而企于结绳者也。……虽然，而于治天下，安国家，不可一日而无之矣。美矣哉，其为域中之教也明矣！若夫释氏之为训也，指虚空世界也，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极生两仪，玄牝为天地根而已矣。考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非止言其上帝无常、天网恢恢而已矣。有以见儒道乎，虽广大悉备，至于济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畅其妙者，则存乎释氏之训与，其为域外之教也又已明矣。域内则治乎身矣，谓之外教也；域外则治于心矣，谓之内教也。[8]

在智圆看来，儒释道三家的社会功能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在助王政、辅教化、劝善去恶、同归至善方面是一致的。但三家在社会分工上又有所不同，儒家治世，佛家修心，道家养身。相异则互补，互补才有佛、儒、道三教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智圆就从学术理论方面为佛教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的反佛活动作出合理的回应。

3.关于“古文运动”中的排佛

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继晚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之后，在学术领域内再度掀起高潮。从韩愈到欧阳修，古文运动事实上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文与道的问题，新儒者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儒家文学的教化中心论也随之复甦。在“崇韩论”的影响下，宋代儒家又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展开对佛、老之学的批判。针对这一倾向，智圆在《答李秀才书》中指出：

夫论文者多矣，而皆驳其妖蛊，尚其淳粹，俾根柢仁义，指归道德。不尔，而但在文之辞，似未尽文之道也。愚窃谓文之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用也；言，文之辞也。德者何？所以畜仁而守义，敦礼而播乐，使物化之也。功者何？仁义礼乐之有失，则假威刑以防之，所以除其菑而捍其患也。言者何？述其二者以训世，使履其言，则德与功其可至矣。然则本以正守，用以权既，辞而辟之，皆文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焉。……故愚尝以仁义之谓文，故能兼于三也。[9]

在这段论述中，智圆回顾了北宋时期学术界在古文方面探讨的问题，并针对儒家利用古文运动来辟佛的倾向，提出了自己对“文”与“道”关系的见解——“立德”、“立功”、“力言”，相当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看法和态度。

智圆对儒家反佛的态度，大体上来说是温和的，但对某些个人的极端行为，智圆则给予严厉地回击。宋真宗时期，针对种徵的辟佛言论，智圆著《驳嗣禹说》，坚决予以回击。

予谓徵君以韩愈排斥浮图，能嗣禹功者，其不类也，甚矣夫！……其拯民之功，而民实受其赐也。且浮图之教果如洪水之为害也，而韩愈空言排斥，且未闻掩其教，绝其嗣也。当韩之时，而佛教益炽，佛徒益盛，天子钦若不暇，公卿大夫尚者甚众，韩愈谏佛骨，忤主而斥逐遐荒，何能杜其源、遏其流，以拯民之急耶？若以立空言为嗣禹者，应大禹圣人亦但有《禹稷》、《禹贡》之空言，则无其治水之实也。呜呼！徵君宗圣为文，力扬韩愈之道，反令上古之书皆成妄说，大禹之绩但有其言而无其功矣。抑没圣德，颠乱格言，何其甚乎！又浮屠教曷乖背于儒耶？……折摄与礼刑一贯，五戒与五常同归。……以是观之，则韩之毁佛，柳之信佛，亦情之好恶不同耳，岂以韩之讥毁，即嗣禹功乎？……且徵君既亦以王通嗣禹,通在隋世，见佛教之盛而不排斥者，是无治水之功，待韩以治，则王可嗣于鲧也。以通嗣禹，无乃不可乎？又若以韩之空言能嗣禹者，其崔浩、卫元嵩、张宾之徒率皆惑时君以殛灭浮图者，谅有过禹之功矣。……皇朝三圣悉奉其教，太祖召僧往西域，太宗修坠典，置译场，翻梵书，以广其道，御制《圣教序》以发挥张大之，今上亦然。盖知西圣清静无为之学可以毗于大政也，翻不如韩愈而嗣禹功耶？徵君之悖德悖礼甚矣！言伪而辩者，徵君有之。[10]

智圆批驳种徵的这篇佛学论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批判了部分儒家反佛的论点。同时，智圆还最早提出了“五戒与五常同归”的思想，比契嵩早三、四十年，因而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依据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崇奉佛法的事实来抗击儒家的辟佛锋芒，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关于“三教”是对立还是融通的问题

从宋代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提倡儒佛道三教融通是宋代僧人群体回应儒家反佛的普遍共识。在《三笑图赞并序》中，智圆认为：

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荃乃通

敦煌佛教知识有哪些书本

。[11]

在《中庸子传上》中，智圆系统地阐述了儒佛道三教融通的理论，提出了佛儒为“表里”结构的理论体系。

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噫，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夷狄之邦，周孔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12]

在这段论述中，智圆公开向学术界表明自己对儒学的认识和看法，提出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的结论，强调儒释两家在“化民”、“迁善远恶”方面是一致的。儒学主治世，故为之“外典”；佛教主“修心”，故为之“内典”。它们二者是一个完整的“表里”结构系统，密不可分。这样，智圆就在理论上为儒佛两家的融合找到了理论依据，为此后宋学诸派出入佛老铺平了道路。同时，智圆又依据他那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著名的“中庸”理论，对“儒家辟佛”和“佛家反儒”这两种不合中庸之道的错误倾向给予了批评。

世有限

佛教的知识是什么原因

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13]

跟宋初儒家学者对待佛教的极端行为相比，智圆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他以中庸思想为依据，对“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的思想倾向给予了回应。[14]

总之，智圆在宋学形成前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佛教的利益与信仰，从佛学的角度为儒佛道三教走向合流做出了尝试，从而为宋学的建立揭开了先河。但总的看来，智圆主要以融合沟通为主，这无疑包含有对抗排斥佛、道思潮之意。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306/t20130605_209731.htm

以上是关于儒家-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佛学知识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儒家-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韩毅；本文链接：http://www.fzby666.com/changs/673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