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金泽：立足中国宗教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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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金泽：立足中国宗教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内容提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在新世纪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实践的眼光、群众路线的眼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多角度定位宗教，既丰富我们对宗教的认知，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立足中国宗教实际，既不能背离基本的世情、国情、社情和民情，也不能离开群众与实践这两个尺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群众路线；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在新世纪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不同时期就不同问题所发表的有关宗教的论述，当代人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阐发。这很正常，因为时间、场景和人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

佛教基础知识点

一、以发展的眼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回顾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演变，无论是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此后涌现的各种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还是对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开展系统的研究，都涉及到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说如何结合中国的宗教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宗教是个复杂多面的文化体，既有显功能，亦有隐功能，而同一个功能的价值，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同一个时代和社会，不同的宗教可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而同一个宗教，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社会也可能功能迥异。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认识宗教，特别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绝不能因信仰上的分歧造成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不和谐。如何将中国的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在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此做出比较明智和系统的阐释，是对当代宗教学研究者的考验，也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和之后，人们对宗教一直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们又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是现当代某些人对宗教的误解误判（包括“极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身没有必然的关联。马克思确实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更强调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但是马克思和列宁还就如何理解宗教问题说过其他的话。例如，列宁说过：“对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宗教）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2]这里有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要理清楚马克思和列宁说了什么，这需要我们认真地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宗教的论述，更要了解马克思和列宁在阐述这些观点时的话语关联和时代背景；另一个是要厘清不同的人群对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哪些话感兴趣，这就需要我们分析为什么特定人群在特定的时空场合会强调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某些话语（同时又对他们说过的其他话语视而不见），剖析这种扬弃的意义何在。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宗教的论述早已都摆在我们面前，问题出在人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们关于宗教的论述，即关键在于今天的我们能否和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的时代新的国情，需要以发展的眼光丰富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宗教问题比较凸显，列宁发动革命的俄国是东正教为主导的国家，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宗教问题上，而是把宗教问题纳入人的解放和社会改造的革命进程。[3]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特点。当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就宗教问题发表的不同见解抽取出来，单独放在一起时，会发现其中某些论述是针对宗教整体的，有些论述是针对一时一地一事的，而且前后有所变化，是个不断调整、发展和丰富的过程。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第二个特点。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的不同论述（这也是引起争论和误读的焦点），我们心中要有明确的意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不是孤立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脉；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与时俱进、坚持“辩证发展”的人，他们一直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着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要像他们那样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且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与认识，这是第三点。

既然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那么这个“观”就不是零散无序的一些“点”，而是将这些“点”凝聚成有着内在逻辑的、有时间发展阶段的、有空间适用性的一个“观”。这个“观”之所以形成，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将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⑵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⑶恩格斯认为是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4]恩格斯在这里概括的马克思的三大贡献，为我们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提供了基本的路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上论证了意识与存在，宗教与社会，神与人的真实关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一句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如果“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产生的。由此来看，宗教等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所以说“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基督教之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宗派和教派，并不是因为“宗教精神的自我规定”和“它的继续发展”，而是受到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的产物。所谓的宗教“本质”，既不在抽象的“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人们“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5]

由唯物史观来看宗教，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6]宗教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但这个缺陷的根源却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可以使我们对当今的“文明冲突论”另有感悟），而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宗教问题时始终坚持的原则，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他们不是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是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7]既然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那为什么宗教中的神灵处于高高在上的主宰地位，而创造者却匍匐在它们的脚下？马克思用“异化”，特别是“劳动异化”所导致的社会异化，揭示了宗教之所以为“颠倒了的世界观”的世俗根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8]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等论著中，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来阐明异化的本质，扬弃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认为转让不过是从法律上表示简单的商品关系，外化则表示以货币形式对社会关系加以物化，异化才真正揭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一般的深刻的社会关系，其实质在于表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们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从现象上看，宗教“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尽管许多人对宗教信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人们还是不了解，他实际上“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10]宗教之所以能够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是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11]而“人的本质”之所以没有“真实的现实性”，是因为异化的作用，特别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来的社会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宗教看作“果”而不是“因”。宗教的异化来源于社会的异化，也就是说，宗教异化的必然性存在于社会之中。在孔德那里，只有通过“人性宗教”才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只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消除宗教的异化。因此，他们非常明确地将自己对宗教的批判，作为批判整个剥削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他们看来，要彻底改变劳动者所处的异化状态，首要的任务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改造社会。恩格斯说“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12]简言之，“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摘去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只是手段，目的在于要人们砸碎锁链，获得自由。因此尘世的改造不再是批判的武器，更重要的是用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充满激情地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从认识上说，人们已无必要再将已经认识到的东西投射到异己的对象身上并对之顶礼膜拜；从实践上说，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3]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402/t20140211_2176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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