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李鄂发：法显故里在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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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鄂发：法显故里在襄陵

法显（约公元337——422年)，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高僧，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他西赴天竺取经比唐玄奘早260年，所以又成为我国到国外取经求法有影响有成就的第一人。他是杰出的旅行家，翻译家，是探险的先驱，求道的勇士。对于法显的贡献业绩，思想报负，精神情怀，佛教界和史学界评价甚高，而对他的籍贯故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对他幼年时期出家的寺庙更是很少谈及。2009年起，笔者一班人便着力研究，得出结论：法显故里在襄陵，其幼时出家之所是北寺庙。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作为一家之言与专家学者商榷，并致求教之意。

“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这似乎已成历史的共识。笔者以为，歧义的中心是对“武阳”一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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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可能是根据汉字的谐音说“武阳”是襄垣县的“五阳”（或午阳）村，于是认为法显是襄垣人。《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宗教辞典》可能都因此作如是说。《佛教大百科》则更为直截，说法显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但“武阳”或者说“襄垣”在历史上从未与平阳郡发生过任何隶属关系。也难怪，法显曾在襄垣从事过佛事活动，但并不等于说法显故里就在襄垣。由此，襄垣说并不可靠。

一说“武阳”即“武遂”。春秋战国时平阳有武遂城，秦汉时平阳有武阳候国，战国时为韩国城邑，在平阳古城东70余里与浮山邻界的山岭之间，是一个峭壁悬崖沟壑环拱之地，但不符法显少年时出家的生活环境（后叙）。武遂说也站不住脚。

还有一说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丘县）人”。将“武阳”注释为“襄丘”。“襄丘”又在何处？据查古今史料均无此县名。据录《四库未收书辑刊叁辑》（11——13页）载：武阳《史记》作武陵，阳为陵。研究认为，“襄丘”即为“襄陵”，或借“襄丘”之名以代“襄陵”，因为“丘”即“陵”，“陵”即“丘”，两字通意，所谓“丘陵”是也。又1951年版《辞海》有关解释：“丘”，土之高也，“丘者，墓也”，“冢之大者谓之丘”等。“襄陵”因晋襄公陵以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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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陵在今襄陵镇东柴村南垣上。这里即是一处丘陵高阜之地，又建有晋襄公高大的陵冢群落，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史实基础上，都足以证明“襄丘”即指“襄陵”，舍此，平阳郡古代无第二个带“襄”字的县名。至此，襄丘县也可以否定。198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1018页载：法显，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有多家资料也持同一观点，但均未指出其确切地址。按照汉晋时代人们表述人物籍贯故里所形成的固定模式“郡名+县名”，“平阳武阳”当是“平阳郡武阳县”，而在临汾西南的只有一个襄陵县。且“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章巽《法显传校注》）时至现在，也未闻有指出武阳之确切地址者。治学严谨的高树帜先生（襄汾荀董村人，曾任山西经济研究室主任，贸易旬刊主编），在《先玄奘两世纪天竺取经的著名高僧山西人法显和尚事略考》（襄汾文史资料第十辑）一文中明确指出“法显和尚------南北朝东晋时山西平阳郡西南（今襄汾县）人”。需要明确的是，括号中的襄汾县严格地说应是襄陵县，因为古时并无襄汾县，1954年由襄陵和汾城两县合并后才有了襄汾县。在平阳郡西南的唯只有襄陵县，更具体更确切地说，就是现今的襄陵镇。道理很简单，因为县城已降格为镇城。

山西师大历史系张玉勤教授在《法显籍贯考（2008年第一期《平阳佛教》）一文中有一段引述“游侠、贺昌群和日本的足立喜六、长泽和俊以及一些辞书，解‘武阳’为‘襄立’、‘襄垣’，说法显是山西襄垣人”。笔者认为，文中的“襄立”应为“襄陵”的俗称。据《襄陵县志》（民国版）记载：魏隶平阳郡，晋为襄陵公国都，北魏治襄陵城。因燮父在晋水之阳立晋国，俗语在临汾一带曾唤着“晋襄陵”，由于年代久远，口语相传，而后衍变为“襄立”。直至今日，襄陵周边地区的人们都把“襄立”作为“襄陵”的一贯称谓。比如：“到襄立赶集去”，“今天来了襄立的客人”，“某某是襄立娘家”等等，这是方言土语的典型例子。人们一说到“襄立”二字便是指襄陵无疑。晋国在襄陵立晋为都，人们称“襄陵”为“襄立”已成贯例。

关于襄垣之说，还须啰嗦几句。光绪年间襄陵县志沿革载：“------襄陵相传以晋襄公、赵襄子俱葬于此而得名------”，图式载：“古者重黎司天，职方辨地，由来尚矣，襄陵蕞尔僻壤，隶近平郡。星垣专属，城郭亦足卫民，首列图式，备采揽者得按图而考”。晋襄公葬于襄陵东柴坡上之东边，即在村南土垣之上，本村人惯称南垣，襄陵周边人则称襄垣，襄陵东柴南垣之简称也。图式中所载星垣，亦为小的城垣，晋襄公葬在襄垣，二垣同指襄垣不无道理，因此所谓的襄垣也就是襄陵无疑了。游侠等人将“武阳”、“襄立”、“襄垣”视为同一地域“襄垣”，如上文所述，“襄立”、“襄垣”均指襄陵，那么“武阳”当然也指襄陵了。

法显青少年时期出家的寺庙所在何处，这是佛教界人士和史学家所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经查历史资料，认真分析比对，实地勘察、走访老年人，得出的结论是：法显出家的寺庙当在襄陵镇北街村的北寺（卢舍院）。

北寺是一座大型寺院，坐落在襄陵镇北街村旧城北门内东侧。建于何时，今暂无可考，但从襄陵县的历史沿革推测，可略知一二。众所周知，襄陵县是唐尧文化的发祥地，是三源文化的根祖，因为陶寺文化的遗址就辖属于襄陵县。晋史告诉我们，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叔虞之子燮父迁都晋水之阳（今襄陵北街村辖境）建立晋国，晋襄公陵冢建于襄陵东柴南垣，西晋刘渊筑“陶唐金城”于襄陵北街附近，积粮屯兵以图进取，从1983年在襄汾县佛教普净寺发现的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残碑碑文可知，普净寺的前身南史寺可能始建于东汉明帝刘庄永平七年（64年），距今已有1923年了，这就是佛教传入襄汾最早的年代。对襄陵这样一个尧天舜土之地，不能说没有寺庙的建立。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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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如果延续到近300年后的法显所处的东晋中期总该不会无寺光顾了吧！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来看，北寺在东晋时期肯定已经出现了。

据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经屡毁屡修，原寺（当地人称旧北寺，即卢舍院）的面貌已无可考，但从在原寺基础上重修的新寺（当地人称新北寺）来看，其规模相当可观。寺内有正殿三间，坐北面南，两进院落，占地四亩左右，东西两侧各建大小僧房共十二间，三间东房的楼板上堆满历代保留下来的各种古代线装经书上千套，新中国成立初改成学校后被学生玩毁。寺内有一株高约五六丈、三人合抱的大桧树，下部巨大的树杈间建一小砖塔，呼为“桧抱塔”，既为寺院又为襄陵一大奇观。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襄陵政府批准，北街学校做桌凳时砍伐。另有一株同样大小的古银杏树，至今犹存，跟尧都区金殿镇桑湾村那株遥遥相望，成为一方古树珍品。据传两树树龄均在千年左右。另有置于原北寺门前的数吨重的山峰式巨石四五块，表面已磨得十分光滑，合作化时期被炸毁。该巨石其意在象征法显取经爬山越岭的艰难历程。

据襄陵联校成员、襄陵北街村人范学明回忆其建房（原北寺位置）时，在地面一米以下发现枯井、院落根基及炉灶等生活遗迹。原北寺（法显出家之寺）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一日地震时损毁，其后才建起新北寺（亦称卢舍院）。寺内遗留下来的一口大铁钟，高2、5米，口径1、8米，重两吨有余。铁钟上铸有“金大定六年（1166年），岁次丙戌四月。”“襄陵县卢舍院铸钟一颗，南无十方诸佛，皇帝万岁，臣佑千秋，风调雨顺，国太民安，广威将军行县令顽颜胡刺，儒林郎行主簿，赵------。化缘铸钟会首僧，悟德；同化缘铸钟会首僧，悟真”。此钟曾在北寺（卢舍院）内悬挂372年之久，明嘉靖戊戌秋（1538年）移至襄陵县城隍庙新建钟楼之上，由县尹邢淳适督其工成。据省古建筑研究所的王春波同志认定，此钟是目前山西境内最大的古钟。非大寺庙岂有如此大钟！种种迹象表明，旧北寺庙不仅规模宏大，其历史亦相当久远。

在旧北寺西侧，曾有著名的晋母河支渠李郭渠流过，寺后辟有稻田十七亩，西有水浇田三亩余，东有四十余亩，统为僧田。寺前留有稻谷场。寺后西北方有一丘隆之地，俗名沙疙瘩，是安葬寺僧之地。年长月久，已成僧人古墓群落。据北街村89岁的郑寿山老人回忆，他在此地耕种时，曾亲手刨挖过的僧人墓葬就有三座。

章巽著《法显传校注》第157页有关法显身世这样记载：“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由此可知法显因病送往佛寺但不肯回家，母亲想见而又不能见，只好立于小屋门外，以待儿子的出现。说明法显的家，就在佛寺的附近无疑，且老北寺就和民居区相连，与历史所记十分吻合。

《高僧传·法显传》中有一段“刈稻”故事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这段记载是这样的——“倾之母丧，------葬事毕仍即还寺。尚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予为君犹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这是对法显一段佛门生活经历的记叙，从中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的认定：一是法显故里离寺庙很近，白天入寺修法诵经，晚上回家就寝；二是法显当时出家的寺院很大，或是在有寺庙群落的地方；三是有水源能种植水稻的地方。考查“五阳”和“武遂”以至襄陵以外的其他地方（主要指临汾西南），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独襄陵北寺兼具其三。文中关于刈稻的记载与法显青少年时代的僧侣生活亦完全吻合。

有资料显示，说“刈稻”的故事发生在法显20岁以后的长安大寺，笔者有所怀疑。故事中提及法显“十岁遭父忧”，“倾之母丧”，“倾之”表示时间极短；“葬事毕仍即还寺”，其间不过十天半月，或者顶多一两个月，至此，估计法显仍处少年时期。如果当时法显是二十岁，那么跟他一起刈稻的同学也都应在二十岁上下，均已成人，怎么说也应该有些斗争性，遇见“饥贼夺谷”能吓得“悉奔走”么？而且有“同学数十人”，都那么胆小怕事，无智无勇，算得什么大寺的和尚！再者“沙弥”意指出家后年幼的和尚，表明尚未成年受戒。诸多情况说明法显当时还年少，绝非二十岁剃度以后，也绝非事发长安大寺。因为此事关系到法显出家场所的问题，故辩之。

新北寺西侧就是著名的“圣寿寺”。“圣”者神圣也，当指法显圣灵；“寿”者历史久远也。当地人祖辈传说，“圣寿寺”是为纪念法显建造的。在唐贞观二十三年遭遇大地震，其后建起新北寺。公元712年、865年、867年、996年均有较大地震发生，毁卢舍无数，再因五代末年周世宗灭佛，颁布“限佛敕”，寺庙建筑破烂失修，自然影响到襄陵诸多寺庙。至北宋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停止毁佛，重新开放佛教信仰，掀起了民间的信教高潮，民间遂大兴寺庙，佛事盛行。咸平三年（1001年）重建圣寿寺。该寺坐北朝南，占地十余亩，牌楼式大门，内建正殿、过厅、引道、花池、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塑法显像，西厢房是土地庙）。门外八字大照壁，气势恢宏。据89岁的郑寿山老人回忆，1958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照壁根基的石头就挖了120余方，用于本村水利设施（滚堰）。殿内所塑佛像高4米余（坐势），两侧塑有手捧经卷的寺僧，佛像前左塑雄狮，右塑大象，上骑手捧经书的僧人，寓意法显赴印度、斯里兰卡取经求法。北寺内设“僧会司（见《襄陵新志》民国版），是众僧举行佛事和纪念活动的领导机构。盛会期间，僧侣云集，习经学法，拜佛扬功，热闹非凡。

据《平阳方志》卷三十四祥异918页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二月，地震（八级），蒲州为甚，地裂水涌，城垣屋舍殆尽，人民压溺死者不可胜记。又据919页载：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春（1600年），临汾、襄陵、太平、灵石、蒲州、汾西大旱饥，山川草木无有过遗，母子、夫妻有相抱立毙者。又据922页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月，地震（八级），初六日戌时，有声如雷，城垣、衙署、庙宇、民居尽行倒塌，压死人民数万。各州县一时俱震。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尤甚。《平阳方志》卷八则载：僧会司、圣寿寺、道会司、县治西，以上俱废------，宋继均（康熙四十四年知襄陵县事）重建，解放初拆毁。距康熙大震260余年。世事无常，沧桑变化，至解放后北街村龚、景、孙等姓氏全无。

“腊八浇雪山”是圣寿寺为纪念法显功业而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佛事活动。其方法是用树枝或松柏枝条（最好用松柏枝条，因其在冬天仍保留着叶片，浇成的雪山更逼真。）扎成山状，捆绑安装在方桌之上，在近旁砌一大炉灶，上支一口大锅，放满水烧开冒出蒸汽（蒸汽越旺越好），再用手摇扇车朝其扇风，水蒸气吹到枝条扎成的山上凝结成冰凌，状似雪山，这便叫做“浇雪山”。因为是在每年的腊月初八进行，故名“腊八浇雪山”，意在表现法显度大漠，越雪山天竺取经的艰难历程，显示其不畏艰险矢志不移的可贵精神。这项活动不知起源于何时，原本寺院内的一项佛事活动，后来逐渐发展到民间，成为民间一种社火形式。由寺庙走进村社，其形式也有了发展，原来只在寺内进行的，到了民间，雪山浇成后还抬着满城关各街村转游，热闹又红火。每年的腊月初八日，北街村民都要举办浇雪山活动，代代传承，相沿成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北街村的高宝童、徐中元、郭海泉都是浇雪山的能手。

民间风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每一个民俗节日的背后，总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表现出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上骑僧人的狮子大象，光滑铮亮的巨大石头以及腊八浇雪山的活动形式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及情境寄托，而绝非凭空设想的无稽之谈。

今年是法显取经回归1601周年，仅以本文献给这位佛学大师、佛界伟人权作纪念，并与同仁共勉。（本文含赵冬生王硙有意见）

原文出处：http://www.fjnet.com/fjlw/201404/t20140411_2189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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