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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宋时期舒州太湖县禅宗文化发展概述
作者:周会明
唐至五代,江西、湖南已成为了我国禅宗的主要活动区域,禅师们往来于江西与湖南的山山水水之间,故有“走江湖”之称。此时的江西、湖南也被称之为“选佛场”。舒州太湖县因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以北,与江西隔江相望。通过古驿道与中南与东南地区相联,独特的区位、便利的交通、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长期累积的佛教文化底蕴,唐至五代,引来了许多高僧来到这块土地上开设道场,聚众说法,接引学人。宋代,舒州太湖县更是高僧云集,学人如云。沿古驿道两侧的白云山海会寺、四面山四面寺、龙门山龙门寺、法华山法华寺等一批声名远播的禅宗寺院,通过古驿道与潜山县太平寺、三祖寺和邻近的湖北省黄梅县四祖寺、五祖寺,江西省九江市的东林寺、圆通寺、云居山真如禅寺等联成了一体,成为了影响我国禅宗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态势的线状禅宗大道场。宋代,“太湖县是我国重要的禅宗道场”(《佛教图说》蒋维乔著),是舒州太湖禅宗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一、除沩仰宗,其余各宗各派都在太湖留下了发展足迹
唐至五代,我国禅宗分别形成了沩仰宗、法眼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等五个宗派,北宋中期,临济宗又进一步分化为黄龙派和杨岐派,史称禅宗“五宗七派”。禅宗“五宗七派”中,除沩仰宗外,其余各宗各派都在舒州太湖县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发展足迹。沩仰宗没有来太湖县发展,笔者研究认为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沩仰宗于唐中期创立于湖南宁乡大沩山,创宗人灵祐方圆于唐元和末(820)左右,来到湖南省宁乡境内的大沩山,经过五至七年的努力建同庆寺,创立沩仰宗。但此宗传承时间不长,约在晚唐时期就失传了。
《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嘉泰普灯录》、《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等禅宗史籍收录了五代至北宋时期21位来太湖弘法的禅门高僧。涉及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和临济宗杨岐派、黄龙派等历代禅师
云门宗于晚唐时期创宗于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光泰禅院,北宋中期才传入舒州太湖县。根据《续传灯录》、《嘉泰传灯录》等史籍记载,北宋期间来太湖县弘法的云门宗禅师有6人。分别是云门宗三代传人海会通禅师、海会显同禅师、舒州龙门和尚、四面山怀清禅师,云门宗五代传人法云法秀禅师及云门宗六代传人四面(四面山)怀羲禅师,他们先后分别驻锡在今太湖县龙门山龙门寺、四面山四面寺和白云山海会寺,弘扬云门宗风。北宋中期,是我国禅宗云门宗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六位云门宗高僧先后来到太湖县开设道场,弘扬云门宗思想,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我国云门宗强劲的发展态势。
法眼宗是文益禅师及其弟子受到五代时期南唐国主李景和吴越国主钱弘的支持而创建,是我国禅宗五个宗派中创宗最晚的一个宗派。在历史传承中因活力不足,在北宋晚期枝断叶枯而失去了生命力。据《景德传灯录》记载,五代时期,法眼宗刚创立不久,就有舒州白水如新禅师来到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弘扬法眼宗风。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力不强的宗派,北宋中期还有海会岳禅师来到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寻求发展因缘。可惜白云山海会寺这座禅宗祖庭没有回天之术,无力将这已成枯枝的禅宗主干,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临济宗创建于北方。前五代祖师一直在今河北等黄河以北地区开设道场,接引学人。五代时期,由于北方社会持续动荡,战火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个宗风峻烈、接引学人方法灵活的禅宗宗派的发展,临济宗面临人才不足而频临失去传承的困境。当临济宗五传至汾阳善昭禅师时,其门下号称“临济六大士”的六个弟子纷纷南下,来到了当时我国禅宗文化发展中心,迅速将临济宗传播到南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临济六大士”之一的法华全举禅师就来到了舒州太湖县,他先后在法华山法华寺和白云山海会寺传扬临济宗风。
临济宗六传至石霜楚圆时,其门下弟子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分别创建临济宗黄龙派和临济宗杨岐派。这两个宗派创建不久,其弟子就纷纷来到太湖县建立弘法基地。其中,临济宗黄龙派禅师有5位。分别是黄龙派三代传人海会守纵禅师、舒州龙门纯和尚和四代传人舒州四面(山)欣禅师、真乘灵峰慧古禅师和上封本才禅师。他们分别在白云山海会寺、龙门山龙门寺、四面山四面寺和真乘寺传扬临济宗黄龙派思想。
临济宗杨岐派从二代传人白云守端开始,五祖法演、龙门清远、雪源道行禅师等四代直系禅师,连续六十多年在太湖县依托白云山海会寺、四面山四面寺、龙门山龙门寺建立了影响我国禅宗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态势的线状禅宗大道场。培养了克勤、慧勤等60多位杰出禅门高僧。使临济宗杨岐派在太湖县自成体系,并且走出了舒州太湖,广传天下。经过历史传承和发展,最终成为了临济正宗、禅宗正脉。
曹洞宗值创宗后,就与太湖县这块土地结下了深厚的因缘。早在晚唐时期,曹洞宗二代传人、洞山良价弟子舒州白水山和尚,五代时期,曹洞宗三代传人舒州白水山玮禅师就先后在白云山海会寺传扬曹洞宗风。当曹洞宗因思想僵化、人才匮乏等因素无奈地进入百年孤独,富有戏剧性成为曹洞宗七代传人的投子义青禅师又来到太湖县白云山,在太湖县这块厚重土地的哺育下,在白云山清清山泉的滋润下,曹洞宗终于在这块土地上成功地走出百年孤独。虽然现在没有像杨岐派那样成为临济正宗,禅宗正脉,但至今仍灯传不绝,法脉绵延。
二、五位高僧相继奉诏入住京城皇家寺院
宋代是继隋唐民族化佛教发展格局形成之后,进入到中国佛教文化持续发展时期。综观两宋历史,除宋徽宗在宣和元年(1119)有过时间短暂、程度较轻的灭佛事件外,其余时期统治者对于佛、道两教都采取了扶持政策。“每当朝集,僧先道后;并立殿庭,僧东道西,间杂副职;若遇效天,则道左僧右”(《大宋僧史略》)。在佛、道两教中,国家对佛教采取了优先扶持的政策。
禅宗文化在山林中的快速发展,自然引起了上层社会的高度注意。宋庆历七年(1047),太监李允宁奏请,将自己在京城汴梁(今开封)的家宅改建为禅寺。宋仁宗也有意扶持禅宗在京城的传播,因此赐此寺名为“十方净因禅寺”。宋元
第一位进京弘
第二位奉诏进京的是投子义青禅师的弟子、曹洞宗高僧大洪报恩禅师。宋崇宁二年(1103),应驸马都尉张敦礼的奏请,大洪报恩禅师奉诏入住法云禅寺。他虽入住此寺不到一年时间,但他是曹洞宗创宗以来,首位奉诏进京弘法的禅师。也是曹洞宗刚刚在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走出百年孤独后进京弘法的禅师,标志着曹洞宗在太湖县成功地创新了思想体系后,首次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也标志着曹洞宗经过百年沉寂后,从此迈向了振兴之路。
第三位奉诏进京的是投子义青禅师另一位弟子、曹洞宗高僧芙蓉道楷禅师。宋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下诏,令芙蓉道楷禅师进京入住十方净因禅寺。宋大观元年(1108),诏命芙蓉道楷住持京城天宁万寿寺。芙蓉道楷在京城汴梁弘法期间,“刚劲孤硬”(《续传灯录》卷十),淡泊名利,受到了京城僧俗的尊敬,曹洞宗思想也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认可,标志着曹洞宗从此正式走上了兴盛之路。
第四位奉诏进京弘法的是五祖法演的弟子、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慧勤禅师。宋政和二年(1112),宋徽宗下诏,令慧勤入住京城大相国寺智海禅院。智海禅院是大相国寺二禅院之一,慧勤在此传法前后有3年时间。宋政和五年(1115),慧勤因年老体衰上表乞请归山。慧勤离开智海禅院后,奉诏入住江宁府(今南京)蒋山寺,宋政和七年(1117)寂于此寺。
第五位奉诏进京弘法的是五祖法演的弟子、临济宗杨岐派高僧克勤禅师。宋宣和六年(1124),克勤奉诏入住京城天宁万寿寺。克勤的禅法得到了上至朝廷,下至普通民众的拥护,特别是得到了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等三朝皇帝的支持。培养了无数弟子,使临济宗杨岐派在南宋时期广传天下。
三、奠定了天下禅宗,根在太湖的历史地位
为北周避武帝灭佛之灾,保存和发展刚刚传入我国的禅宗文化,年逾古稀的二祖慧可被迫渡过黄河,一路向南,辗转来到了太湖县狮子山开设禅宗道场,将禅宗文化的种子播种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在狮子山一带山民暗中保护下,二祖慧可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充分地吸取了儒家、道家等中华本土文化的精华,吸取了舒州太湖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营养,改造和丰富了达摩印度禅思想,开启了将达摩印度禅转化为中华禅宗文化的伟大进程。慧可在继承达摩禅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观身与佛不差别”思想作为禅宗文化理论基础,初步搭建起中华禅宗文化的理论框架。将“是心是法,是心是佛”作为中华禅宗文化特定的修持方法,使禅宗与佛教其它宗派在修持法门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慧可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华禅宗必须以山林作为发展基地,为中华禅宗文化的发展指明了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空间。中华禅宗在以后的发展和传承中,都没有偏离二祖慧可倡导的这一理论基础、修持方法和发展方向。二祖慧可在司空山传法给三祖僧璨,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使中华禅宗文化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得以延续。因此,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华禅宗之根就深深地扎在太湖县这块沃土中。
如果把中华禅宗文化比喻成一颗千年古树。那么经唐至五代时期的传承和发展,禅宗文化这棵古树相继形成了五根主干,这分别是云门宗、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和临济宗。但在晚唐时期,于中唐生长的沩仰宗这根主干,因营养不足而率先枯去。但到北宋时期,临济宗这根主干又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两根侧枝。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和地区分治的局面,全国再次实现了统一。在佛教政策上,历代皇帝在维持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同时,对佛教采取了信仰和优先支持的态度,为禅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由于禅宗各宗各派门庭施设不同,因而决定了它们在宋代的发展态势也不尽相同。中国禅宗这棵古树在宋代又将历尽风霜。
进入宋代,云门宗传播迅速。到云门宗下四、五、六等三世时,大体相当于宋仁宗朝中期至宋徽宗朝初期(约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云门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仅在太湖县附近就有天衣义怀、慧林宗本、圆通居讷和五祖师戒等著名禅师。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先后就有法云法秀等六位不同辈份的云门高僧。他们或占名山大刹传法,或奉诏入京住持皇家寺院,广泛地扩大了云门宗的社会影响,从而将云门宗推向极盛。但进入南宋以后,禅宗文化中心由江淮地区向东南地区转移,随着临济宗杨岐派的兴盛,云门宗逐渐步入衰落,以至趋于消亡。进入元代以后,云门宗已完全淡出了社会。
法眼宗在创立过程中,得到了南唐国主李景的支持。二传至天台德韶时,又得到了吴越国主钱弘的支持。天台德韶本人被封为国师,门下有弟子49人,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永明延寿。永明延寿生活的年代是在五代末至北宋初,他一生倡导禅、教会通思想,以各种教法为“助道”法门。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唯心净土和念佛往生等净土思想,永明延寿本人也由禅门高僧而成为了净土宗高僧,他被后世推为净土宗六祖。在永明延寿的影响下,法眼宗偏离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根本修持方法。笔者认为,永明延寿将法眼宗偏离了中国禅宗文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也就制约了法眼宗的发展空间。进入北宋中期,法眼宗生命力逐渐衰落。到了北宋后期,法眼宗这棵禅宗大树中的一根主干,因营养不足而无奈地枯去。
临济宗黄龙派在创宗后,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黄龙派二、三代传人晦心祖心、东林常总、真净克文、灵源惟清、泐潭文淮、惠洪等禅师均为当时极有影响力的禅师。五祖法演禅师得知临济宗黄龙派三代传人真净克文禅师去世的消息后,曾不无悲伤地说:“江西丛林,自此寂寥耳”。《禅林宝训》)这也间接地证实了临济宗黄龙派当时的实力。他们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士大夫关系密切,极大地推进了宗派的传播和发展。然而进入南宋后,面对在同一根主干上生长出的临济宗杨岐派新枝强劲的生长态势,临济宗黄龙派这根枝条尚未强壮,就因光照不足而夭折。
临济宗杨岐派初期没有临济宗黄龙派那样强劲的发展态势。白云守端来到太湖县以后,他以包容的心态,广泛地吸取了中华本土文化、太湖优秀地方文化和禅宗其它宗派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杨岐派思想内涵。五祖法演在太湖县继承和发展了白云守端思想,将“第一义”作为出世与入世的根本,倡导学人不要被经典文字所束缚,树立信心,坚定信仰,自修自证。倡导学人将修行贯穿于生活之中,使临济宗杨岐派思想在太湖县自成体系。白云守
曹洞宗在五代至宋初教势长期不振,无奈地进入到百年孤独的年代。宋初曹洞宗六代传人大阳警玄禅师晚年在自己门下众弟子中,甚至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为传扬曹洞宗,大阳警玄禅师临终前,无奈地托付临济高僧浮山法远禅师代寻继承人。浮山法远禅师遵照大阳警玄禅师的遗愿,将自己的弟子投子义青代为曹洞宗传法,成为禅门千古美谈。为寻求曹洞宗的发展因缘,投子义青来到了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他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创新了曹洞宗思想,使这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曹洞宗与时代同步。他还利用太湖县禅宗大道场,广泛地吸取白云守端培养学人的方法,培养出了大洪报恩、芙蓉道楷等一批杰出弟子,使曹洞宗这根即将枯死的枝条,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滋润下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大洪报恩和芙蓉道楷离开太湖县后,在太湖县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的曹洞宗,呈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没有临济宗杨岐派那样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也传承不断。至今法脉绵延,灯传不绝。
元代,我国禅宗呈“临天下、曹半边”的发展态势,千年禅宗古树仅有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这两根枝条。其中临济宗杨岐派由侧枝变成了主枝,曹洞宗由主枝变成了侧枝。这个发展态势经元、明、清一路走来,维持到至今。早在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就相继传入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当代,又经日本传入欧美地区。
“法不孤起,仗境而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中国禅宗是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深根,中国禅宗这棵古树上的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两根枝干,是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吸取了充足的营养,历经千年风霜而不衰,如今千年禅宗古树根深叶茂,生机无限。禅宗注重传法宗谱,讲究代代相传,虽然现代虚云大师将失传的沩仰宗、法眼宗、云门宗等宗派继起,但它不是禅宗所强调的以心传心,代代相传。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禅宗传承。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论证,天下禅宗,根在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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