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明贤法师：从《道德经》大义看明末“三教同源”主张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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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贤法师：从《道德经》大义看明末“三教同源”主张的时代意义

　　明贤法师：从《道德经》大义看明末“三教同源”主张的时代意义

　　图片来源：北海禅院网站

　　《道德经》奠定了以道为尊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格局。使中国文化具备了承载外来及后起思想的宽容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家与儒家思想都相应地调整了传承格局。佛教在融合汉文化的同时积极地与道家、儒家文化和谐共生。焕发新枝。后汉牟融的《理惑论》、宋代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朱元璋的《三教论》及《释道论》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憨山大师云：“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又云：“不读春秋。不能涉世；不读老子。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开始。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道两教。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融合三教。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现代社会。欧风东渐。慧日西沉。三教聚首。旧猷重叙。于文化、于国家、于宗教。时节因缘。正当适时。

　　佛教视角看《道德经》大义

　　《道德经》的大义是完全可以用佛教的语言进行诠述的。该经的八十一个章节中。其首章有三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一句话。最重要的是“道”和“名”这两个概念。虽然老子开篇就提及了它们。但提起的目的却是从立意乃至表述方法的任何角度。大面积地否定常识中的这两个概念。以印度中世纪佛教界龙树菩萨的主张来看。举凡否定“概念”。都是因为“概念”的缘起法不能被单独成立。“概念”要相互依赖才成其为“概念”。否则果的成立将不再依赖其因。这是十分荒谬的。不能单独成立的原因是“依赖性”。仅仅在依赖其他因素而非自力的情况下。才能认知到事物的特性。因此“概念”是靠“依赖而命名”。例如。从构成要素的情况看。“依赖而命名”的就是“部分”和“整体”。因此“道”和“名”这两个概念。只有相互构成了明白的语境。人们才可以展开对它的理解。只要是做单一解读。都根本无法理解它。不在“名”的背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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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道”根本无立锥之力；不在“道”的语境中。将事物说成为“名”。老百姓没有人同意。然而。只要开始了“名”的定义。“道”的氛围便已无形铺开。客观地讲。“道”与“名”之间的“依赖而命名”关系。就是缘起关系。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法”。

　　“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佛教竟然这样来看待它们。并注定了二者不能拆开。就像离开了“未来”无以谈“过去”。离开了“过去”、“未来”。它们之间的“现在”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缝隙而已。

　　更确切地说。“依赖而命名”。是借着在某一适当的事物基础上进行命名。而使这一命名具备表徵其事物全部内涵的功能。换个角度看。对于人而言。事物的存在与否有赖于认知事物的心对此事物所做的命名。或者说。一切事物的体性。都离不开对它们做命名的分别心。事物乃由命名的过程而被验明正身。而使被发现的存在立马变成合理。

　　“可道、可名”当然就是命名的全过程。但是“非”字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否定你能从命名中获得其所表征物的“名”以外的实体。终将归“无所得”。因此《道德经》开篇明义。开门见山地说“非常道”、“非常名”。无论你如何去命名或贴标签。一切事物都只能在相对的框架中存在。不可能具备任何独立的状态。而且。归无所得承载了“依赖而命名”的意义。也就是说。归无所得的物性“空”。同时具备“依赖命名”的“缘起性”价值。这就使得“空性”等同了“缘起”的意义。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就是得到了对于“缘起”的理解。

　　因此。对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佛教解读。是说：依缘而起的道。是可以去作人为谋求的。但必将归无所得。世间的万事万物。暂时也是可以去谋求的。但也终将归无所得（“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可以分别加以谋求。却必将归无所得。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那就是对于“缘起”的理解。假如产生了对于“道”的理解。那就是对于“名”的通达）。

　　由上可知。《道德经》义理与佛教核心教义之间。是何等地微妙共融！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指行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人称他是好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则是非道。

　　守培法师云：“圣人制人伦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分别虽同。其意相反。以分别而论。则近于凡夫；以治分别而论。则近于圣人。是故人伦之道。虽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则弃人伦之道。可知人伦之道。乃圣凡过渡之程。非究竟处也。然虽非究竟之处。而不可无。如渡河之舟。虽不是久居之处。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须知人伦之道。虽不可无。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以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为尊。宗旨十分显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师在《庄子内篇注》中所云：“中国圣人载道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不知有妙论……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已知人欲为诸苦本。志离欲行。故少师老庄；已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故皈命佛！”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释《道德经》二卷。另制作《周颠仙传》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传》一卷。显然。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明世宗的时代。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甚至发展到毁佛像、烧佛殿。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统领天下道教。封礼部尚书。享一品官俸禄等。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进入万历时代。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广泛流行与民间。当时。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过格》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莲池大师以《功过格》为基础编制了《自知录》。《功过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这些都是对“三教同源”主张的佛教支持。从《竹窗随笔》对于《自知录》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三教同源”说的感化。

　　根据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消灭绝迹。此事记录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宋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有种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历元、明两朝。后来不传。这可能是犹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已经包括了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

　　到了明代。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从1540年开始。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先印度。再中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活动了二十年后。他正式进入北京。要求会见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记载：

　　“……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岁沾染中土……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于传教。不求名利、官位。他们带来的文化。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如数学、哲学、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触。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

　　早期。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1643年。30位传教士中。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传教地点由广州、澳门为中心。推广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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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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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争论过程中耶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此前的三教同源

　　后汉太尉牟融的《理惑论》。宋朝明教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而提倡三教融合。明太祖朱元璋著有《三教论》和《释道论》。站在君王的立场提倡三家调和。道教袁了凡和儒家一些阳明学派的学者。及佛教的高僧大德们相继出现。而纷纷主张三家同源。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明末四大师共同主张“三教同源”

　　紫柏尊者在他对阮坚的开示中这样说：

　　“审名以精义。精义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必由之道也。故颜子则隳(huī)肢体。黜(chù)聪明。老氏则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吾无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之。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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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圣人也。若究其所归。本与儒同宗。……穷生死之故。穷性灵之极……”。

　　他认为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颜回都可以称得上是东方的圣人。

　　憨山大师与紫柏尊者同时代。而且是至为亲密、荣辱与共的道友。他的《梦游集》中关于三教同源的论著。有《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中庸直解》、《老子解》、《庄子内篇注》。他认为：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老庄思想皆由法界真心流演而来。他尤其重视《庄子》。认为此书见地格外高超。他评价云：

　　“间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已。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人之学者。唯《庄》一书而已。”

　　他认为穷究天人之学的只有《庄子》一书而已。同时将孔子的位置下降到老子之下。道家的老庄思想。历史以来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例子。

　　莲池大师于《道原》中云：

　　“或问。《道德经》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则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万代遵之；佛经之所谓道者。亦莫之能违也。则何如？曰：著于易。则云‘履道坦坦’。纪于书。则云‘必求诸道’。咏于诗。则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名已先立矣！……”

　　藕益大师在他的《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中云：

　　“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cī)疠(lì)于物。释以之度尽众生。如不龟手药。所用有大小耳！故吾谓求道者。求之三教。不若求于自心。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大师认为。吾人所求之道。不必去求心外的三教。向内心中求才是最为适当。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说。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为核心的佛、道教义面前。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中国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当前的中国社会。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在国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西方社会的“人性”价值观。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而向世界各国传达“人权”的“福音”。西方价值观的“人性”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们质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就是“名利”。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云：“震旦之书。周孔老庄为最矣。佛经来自五天。欲借此间语而发明&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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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其中。全真教所谓的清规、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师注解的《老子》与《庄子》。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的《庄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明末的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其实。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这种宗教论争。迟早难免一战。

　　大道在时。照见人的良心；名利在时。激发人的狂野。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没有把“人间性的满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道”才是第一要务。以“道”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会”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对“地球村”文化的新时代。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

　　本文参考资料：《道德经》、《金刚经》、《守培全集》、《论语》、《中观论颂》、《入中论》、《入中论未名疏》、《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观见与道德经》、《梦游集》、《紫柏老人全集》、《竹窗随笔》、《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诛左集》、《天主教实录》、《天主实义》、《天学初徵》、《辩天三说》、《辟邪集》、《护法论》、《三教论》、《憨山大师年谱疏》、《自知录》、《朝话：人生的省悟》。

原文出处：http://www.fjdh.cn/bnznews/2013/11/140013304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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