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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贫僧有话要说》五说 我的自学过程

2015年04月07日 14:09:00 人世社 点击：0次

佛教在线台湾讯 贫僧平生没有进过黉舍念书，不要说没有小学卒业，我连幼儿园的卒业证书都没有，但这不表示贫僧没有读书进修。所谓“活到老，学不了”，贫僧到了这把高龄，因为眼睛看不到，还要徒众轮流读书给我听。

回忆少小，贫僧没有受过黉舍教导，也没有完整的家庭教导，但生性有一个“自我教导”的性格。所谓“自我教导”，就是“自觉”，觉察到自己需要进修做人，需要进修干事，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少小时期的我，应该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跟随外婆，经常在各个佛堂走动，似乎在方圆的人事，也从来没有人责骂过我或嫌弃过我，他们都爱好我这个小孩。也许贫僧的少小也有讨人爱好的前提吧！

记得我幼小的时刻，听外婆在佛堂里唱的诗歌：“善似青松恶是花，看看面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又例如〈因果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隔八十多年，至今，当时唱诗歌的那许多情况，如同还在我的今朝。

我虽是一个男孩子，但我爱好做家务，扫地、洗碗、烧火，甚至于有时做一点简单的饭菜，异常勤奋地从事家庭工作。因为家贫，不得不赞助父母解贫救难，还在小童时期，我就爱好拣拾人家丢弃的废料，像杏仁的子、李子的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来，卖给中药店，也能换几个零钱。

我也经常凌晨拣狗屎、晚间拾牛粪，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粪可以当柴烧，还记得换来那几个小钱给母亲的时刻，她异常的欢乐，我也很高兴。尤其在十岁那一年，七七芦沟桥事宜发生，家乡给战火烧得涣然一新，房屋也都烧光了，到处都是瓦砾。我和别的一些错误，就从那些瓦砾中，挖掘一些铁钉、铜片，也可以卖几个钱。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一种资本收受接收吧。

那个时刻，倒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想，人生就是一种进修，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儿童可以到黉舍里念书，但我可以进修做人、进修干事，也不算荒废童年的时光。

我在初削发时，虽然年纪只有十二岁，但也不是全然蒙昧，可以说，也能熟悉几百个汉字。那都是从不熟悉字的母亲，在我讲话缺点、措辞欠妥的时刻，告诉我准确的说话应该怎么说而熟悉的。我也曾经上过几天的私塾，应该赞助我认得几个字。

削发的时刻，师父跟母亲承诺可以给我念书，实际上，当时身处硝烟漫溢的战区，僧团也一样三餐难继，日常平凡也没有人提读书这件事。有时有一位师长教师要来上课，敲钟集众时，人人反而奇怪的互相问道：“为什么要打钟？有谁来教课呢？”

其实，教我们的师长教师也没有学过教导，可能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本，只是年纪比我们大、参学时间比我们久，我们都尊之为师长教师。有时刻为我们上课，写黑板的板书，连位置都不适当，教书时解释词汇，也感到到不很高明。尽管如斯，我就从不高明的教授教化中，进修到自己今后应该要怎么样写黑板、怎么样解释课文的词句。所以我认为，有好的师资，固然是我们学子的福泽；没有好的师长教师，只要他正派、拥有常识，从不高明、不究竟里，也能学到一些事理吧。

现在回忆起来，贫僧在栖霞山寺七、八年的岁月，课程确实有些讲不好，有的太深奥。例如，师长教师跟我们讲“如来藏”、“十八空”、“八识二五五”，我完全听不懂意义，或者讲《因明论》、《俱舍论》，我听了真是如聋若哑。记得有一次，师长教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很忸捏，就是现在叫我来讲说，都异常艰苦，更不要说那个青少年的我不懂得这个意义了，只得去其余书上抄写一些来敷衍交卷。

师长教师批示下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彼苍”，我还甚为自得师长教师批了诗句给我。后来学长跟我说：“两只黄鹂在叫，你听得懂牠在叫什么吗？一行白鹭鸶在空中飞翔，你懂得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懂。”他说：“所以师长教师讲你写的是『不知所云』。”我忸捏不已，不敢再随便乱说。有时也会有一些作文，我从其它的书上抄写下来敷衍师长教师，师长教师又批示：“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自觉这种抄袭，给师长教师视破了，从此今后，再也不敢抄袭别人的文章。

在栖霞山参学期中，不准外出，不准看报，佛学经文以外的书本，当然更弗成以碰触了。但有一次在路边，见到一本不知道谁丢弃的《精忠岳传》小书，彩色的封面，画着岳飞跪在地上，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这四字，似乎触动了我的心弦，我认为做人应当如是。后来，我把“精忠报国”的理念用于生活，忠于工作、忠于承诺、忠于责任、忠于崇奉。现在回想起来，《精忠岳传》就是当初第一本对我启蒙的书本了。

师长教师教的佛法，我虽然不懂，然则在藏书楼里，有一本黄智海著作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让我看得真是忘我出神，认为佛教真好，原来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那里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会人事的调和，所谓“七宝行树”、“八功德水”，那么美好肃静、那么和乐安详，其实是人生的天堂啊！对于修行学道，就认为更增加信心了。

贫僧异常侥幸地，在十五岁的时刻就登坛受比丘三坛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敷、饭食不饱，师长教师的打骂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感染。假如说有的话，就是认为在受戒期中，什么魔难、什么委屈，一切都是当然的，因为自己正在受教。想来，贫僧能熬过青少年时期遭受的专制、委屈，主要的就是靠着自己把打骂、责难都视为是“当然的”。

在受戒之后，除了有时教室里的进修，我就加倍投身于苦行的行列。挑水、担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为人添饭、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陆，严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里洗几百个碗盘，手掌都冻裂破绽，还可以看到鲜红的肉块。要再下水洗碗，其实痛彻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么其余办法呢？所以，回忆起人生，忍耐魔难，其实是青年学子进修的增上缘。假如有人越是能经得起刻骨铭心的魔难，能够忍受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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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越是能够成功。贫僧认为，发心苦行也能开悟。

贫僧在栖霞山受教期中，自觉有三次最为受用：

第一次，抗战初期，栖霞山的村庄师范黉舍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去了，所有散落的书像《活页文选》，在路上遍地皆是。后来，我们把它拣回来，成立一个小型的藏书楼“活页文选室”。佛书我看不懂，就看小说，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世人缘》，一向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于《格林童话集》、《安徒生童话集》、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甚至英国《莎士比亚全集》、苏联托尔斯泰的《战斗与和平》、印度泰戈尔的诗集等许多大文豪伟大的作品。虽然照样一知半解，但从中也是获益无穷。

第二次，除了眼睛看书进修以外，耳朵也很协助。那许多年长的前辈，他们虽不是很有学问，但讲起佛教来，历历如在面前，旧事、历史，听得我如醉如痴、心仪不已。例如：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结拜兄弟，仁山法师的大闹金山，“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八指梵衲，清凉寺静波老和尚的各种轶事，印光大师的《文钞》，弘一律师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次，最重要的，应该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体证。承蒙佛菩萨的加被，让贫僧从少年的星云，而可以一跃为青年的星云；从蒙昧的佛子，到对佛法深刻体会的修持，从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聪明的讯息，这也许是受益最大，我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慈悲恩义了。

十八岁那一年，也是抗日战斗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学院，贫僧应该懂得自学了。每个月我发行一本刊物，内容都是自己手写的，并且把它命名为“我的场地”，读者只有我一小我。内容包括卷首语、社论、佛学讲座，也有散文、小说、诗歌，甚至编后记。因为都是自我抄写、自我演习，文字的力量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这对我后来写作，对多方体裁看起来都能敷衍，应该关系很大。

尤其这个时刻，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申报》，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对我也赞助很大，我每读到好事理，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甚至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现代文学人人的作品，也让我异常向往，甚至陈衡哲的《细雨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响。

在焦山授课的师长教师就不像以前简单了。我记得有当初太虚大师门下第一佛学泰斗芝峰法师，有北京大学教授薛剑园师长教师，有善于讲说《俱舍论》的专家圆湛法师，还有一些老庄哲学、四书五经，甚至于代数、几何等课程。我在那一、两年中，如飢如渴的饱尝法味。一有空档，还有一些小文、小诗投稿在镇江的各个报刊，给予自己的鼓励很大。

我在焦山，除了写过〈一封无法送达的信〉给我死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亲，以及〈平等下的就义者〉，还写了一篇〈钞票旅行记〉，虽然自己没有用过钱，然则贫僧有一个头脑、有一点新思，真似乎自己开悟了一样，学什么都认为轻车熟路。

在焦山时代，还有半年就能卒业，因为对院方的改制不满，我放弃了卒业典礼，写信获得家师的赞成，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天，带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并且在乡下一个黉舍里做一名小黉舍长，让我学乃至用，给我一个“做中学”的试验场所。

甚至，后来到南京担负短期的住持，对于以前青少年时代进修的丛林规矩，加以运用，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就似乎海陆空三军一样，我参学过佛门的律下宝华山学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寺的禅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学院等，虽没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圆融。影响所及，现在贫僧也自己能做戒师了，在佛光山多次传戒，对于有些规矩也能做一些改进，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参学各宗各派时扎下的基本。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和道友们在华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运动”，以白塔山办《怒涛》杂志的经验，就推动起改革旧有的佛教，向新佛教迈进一步了。这也算开拓了我的思惟，成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缘。

来到台湾今后，虽然贫僧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人，但乐于与人同享常识。在中坜圆光寺挂单的时刻，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组，由我跟他们讲授国文、浅易的佛经。尤其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时代，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担负教务主任，一面教授教化相长，一面办事行政，一面率领学生修持。边学边教，一个学期忙下来，应该瘦削不只七、八公斤，可见贫僧对教授教化的热忱和用心了。

后来到了宜兰，贫僧不会音乐，但我为人人做了许多歌词，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我不懂文艺，只是稍懂一点文学，却在宜兰开起文艺班授课；也是有限的佛法，竟在那里讲经开座，弘法利生。

逐渐的，经常有各界人士来拜访，见到我，教书的师长教师，谈一些教导的经验；商界人士跟我谈经营生意的过程；军人来了，讲一些军中战斗的情况；政治家也会说一些政治的人我长短……，这是因为那个时刻，恰是大陆一些学者、专家、绅士集中到台湾来，他们也不轻易找到对象谈话，知道在宜兰雷音寺小庙里，有一个能与人对谈的和尚，所以就来找我谈论了。

我获得他们的教导，和一逻辑学生一样，天天有很多的师长教师似乎送上门来似的，教我进修百科全书。我就这样跟着大众进修，把社会当为黉舍，不要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师长教师了。

这些进修，让贫僧认为，眼睛像拍照机，耳朵像收音机，鼻子似乎侦察机，舌头似乎扩声机，身和心的联合感化，就可以因时制宜，人身也就似乎是一部机械，在思惟上可以自由运转了。

从这些点点滴滴，贫僧认为进修的不只是学问，而且是要具体的实践。好比贫僧最拿手的是烧饭菜，而介入最多的却是建筑，要建房子得先从搬砖、搬瓦、挑砂石、拌水泥等着手，必须实际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边口说动嘴。

民国五十六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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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的时刻，因为一位初中卒业的木工，为我在高雄扶植普门幼儿园的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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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带他一路到佛光山来开山。这位木工就是萧顶顺师长教师，虽然只有初中卒业，但异常聪明伶俐，他和我都没有学过建筑，也不会画图，我们就在地上用树枝比画，评论辩论要多高多长。就这样，从开山初期到现在，几十年佛光山的扶植都是他们原班人马，没有换过。他自己家里祖孙三代，后来也都在这里一路介入扶植。

我也是以跟着他们一路工作，从钉板模、绑钢筋，甚至最早丛林学院的途径、龙亭、大雄宝殿丹墀，到后来灵山胜境广场等，铺设水泥的时刻，还都是贫僧和佛学院的学生们用铁尺一格一格划出来的。

至于典座做饭菜，那就等于一名小厨，一定要先从洗碗、洗盘，洗菜、切菜开始，然后才能动锅动铲，慢慢成为给人接收的厨师了。
　
贫僧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导，然则爱好教导，也倡导教导。就在不久前，全台湾一百七十多位大黉舍长到佛陀纪念馆来开会，教导部指导贫僧和全部的校长讲话；接着我们的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也要贫僧跟他们全校师生、干部讲话。我以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学、自觉的进修过程。

自学是孔子的教授教化，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觉是佛陀的教法，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是这些自学、自觉的经验，成就了现在贫僧的行事、贫僧的思惟、贫僧的观念、贫僧的做人处事、贫僧的触类旁通、贫僧的理事圆融、贫僧的僧信平等，甚至对于佛法妙理的体会，让贫僧的平生都认为异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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