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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佛教与古代士大夫的生活
一提起佛教。许多人下意识里会出现“消极”&l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佛教僧团、居士群体、普通佛教信众。而古代居士佛教的主体成员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 士 少 有 全 者”(《晋书》)。政治环境的严酷、儒家哲学的衰败。遂使名士学佛蔚为风气。如王导、谢安、郗超、王羲之、谢灵运等人。
唐代以降。士大夫鲜有不受佛禅影响者。以著名反佛斗士韩愈为例。他看到了佞佛行为给社会伦理、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所以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他差点因此事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却与大颠、秀禅师等至少十余位僧人交往。在《与大颠师书》中对大颠也颇多溢美之辞。所以北宋周敦颐曾讥讽说:“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为一个官员身处公共角色。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也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
佛教使士大夫文艺生活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文学艺术的各种体裁。如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雕塑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佛禅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文学语汇。汉语中慧眼、吉祥、功德、金刚、烦恼、菩提、清凉、智慧、悲观、因果、境界、未来、刹那等大量常用词语都是来自佛教的;丰富了文艺表现的内容。提供了人物传说、佛经故事等无数生动素材;丰富了文艺形式和文艺题材。如作为格律诗基础的诗歌音韵问题是沈约、周颙受佛经翻译的启示发现的。如王维的禅家情趣促成了水墨画的发展;丰富了文艺的价值观、开拓了文艺的表现境界。如士大夫们在作品中引入了浮世虚幻、因果报应等思想。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渗入生活深层的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直是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的。早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们以练达的老庄之学的修养。促进了早期汉地佛教教义的形成。佛教般若学的兴盛也与士大夫的兴趣爱好直接相关;初唐时宗室子弟李通玄著《新华严论》。提倡个体的自觉、自信。对禅宗理论体系颇有贡献;安史之乱后。众多士大夫的参与为南宗禅增添了文人的气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儒、道等传统文化带进禅林。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伴随着佛教中国化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本土信仰在佛禅助力下的改造和提升。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程朱理学的出现。虽然理学家们对佛教多有批评之语。但理学中佛教的影子是极为明显的。如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就源自华严宗。朱熹论“心”也深受佛教“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的启示。佛教的精华被理学吸纳。说明它已经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明代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更是全面引入了禅家思维方式。突出主体的作用。所以其后学刘宗周说:“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乎禅。”
佛教改变了士大夫的生活。士大夫也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与命运。回首佛教与士大夫相互影响的历程。反思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对增加大众文化修养、提高国民素质。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原文出处:http://www.fjdh.cn/bnznews/2013/09/101725283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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