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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孺童:参透生死归佛门 寄身诗书抚孤琴
王孺童通晓琴棋书画
于伊朗德黑兰格雷斯坦宫(Golestan-Palace)与当地青年学生合影
大菩文化北京讯 全国青联委员、全国青联宗教界别工作委员秘书长王孺童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自小饱读诗书,通晓琴棋书画,但却带着与生俱来的动力,为参透“生与死”的终极问题而探究求索,最终归入佛门,成为一名居士;抱着“著作等身”的夙愿,他在工作之余出版了几十本佛学和国学专著,成为中华书局历史上最年轻的作者;不光“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他游历过六十多个国家,遍寻人类文明古迹,并立志在有生之年把世界走遍。
读书万卷 著作等身
以36岁的年纪,王孺童的著述成果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汇聚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亚当·斯密《国富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经典译作,也有王国维《人间词话》、鲁迅《朝花夕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杨伯峻、王力、朱光潜、周振甫、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在这套丛书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经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坛经释义》、《道德经讲义》等四部著作被收录其中。
而这并不是王孺童与中华书局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十几年前,时年22岁的他便应中华书局邀请,对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传》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他参校了近10个版本《大藏经》中所收录的《比丘尼传》,对其中提及的每个人物、寺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其它典籍里的相关记载汇集到一起,历时7年完成了《比丘尼传校注》。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创下了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纪录。
除上述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王孺童佛学论著集》(四卷)、《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上下)、《瑜伽师地论释宗本疏》、《瑜伽师地论叙了义疏》、《佛学启蒙》、《佛学纲目》、《佛学经义》、《净土三经释义》、《〈坛经〉诸本集成》、《维摩诘经释义》、《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科句校注》等几十部佛学专著。在佛学之外,他还著有《孺童讲论语》、《古琴谱溯源》、《史记校读》、《春秋诸国世族考》等国学著作。
这位年轻学者的著作能够跻身“国民阅读经典”当然不是偶然,他对待学问的严谨与精益求精确实值得称道。
他的作品主要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参整理释义,需要不同版本来比较。每比较一个版本,都要把典籍逐字逐句地读一遍,再校勘、分层次、加标点、作注释,有些还需要将整部古籍翻译成现代汉语。这看似枯燥无比的过程,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并在写每一本书的过程中力求新意,其中很多著作都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他的《〈坛经〉诸本集成》,收录了已知宗宝本、敦煌本、惠昕本、曹溪本、明藏本、西夏残卷本等六大系《坛经》,并以几十种版本《坛经》对校,是迄今最为齐全之《坛经》版本集成。而在近五十万字的《维摩诘经释义》中,集合了现存三国吴支谦、后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三家译本,与鸠摩罗什、玄奘门下五大弟子之注解,并参考了最新的梵本研究成果,对经文进行了详尽的科句、校注、解析,是目前为止对《维摩诘经》最为详尽的释义之作。
再比如像鲁迅先生评价甚高且曾出资刻印的《百喻经》,流传至今只存有九十八喻,而经王孺童的详细考证,将自古以来缺失的两则譬喻还之完整。他的考证非常详细,比如《百喻经》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将“水窦”(古时的水道)一词误听成了“摩尼宝珠”。但是梵文中“水窦”到底如何发音,现行各版本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为此求教了很多学者,也没有得到答案。为了求证这个细节,王孺童翻阅了大量的梵文书籍,终于在几本唐代的著作中找到了线索,最终确定梵语“摩尼”确实有“水”的意思。
幼参生死 宗教情缘
王孺童说,他学佛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参透生死”。他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伯外祖父是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先生、外祖父是著名导演谢铁骊先生,父亲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母亲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钢琴教员。王孺童从小就在父母的指导下,弹钢琴、学诗词,接受艺术熏陶。但是自幼,最令他困惑的却是“生死”的问题。
也就是刚刚懂事时,他问父亲:“死是什么?”父亲的回答说:“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接下来一段日子,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牢牢地攫住了他。小学的时候,这种恐惧曾经有一次集中爆发。一连两个星期,使他陷入了一种梦魇般的状态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困惑与折磨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他去寻求答案。
直到后来,王孺童读到了佛陀“四门出游”的故事:他目睹了生、老、病、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无常,于是下定决心出家修行。“读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佛陀也是因为
13岁时,王孺童便正式在北京广济寺受了三皈五戒,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皈依之后,王孺童开始了更加勤奋地修持,佛学造诣日益精深。二十多岁时,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多所高校,讲说佛学,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居士”。
在潜心佛教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对其他四大宗教教义的学习,经常拜访请益各教领袖与学者,曾亲蒙赵朴初、傅铁山、陈莲笙、谢宗信、陈泽民等宗教界老前辈的教诲,受益良多。在《中国天主教》、《金陵神学志》、《中国道教》等国内宗教权威期刊上,多有他撰写的文章。
对于当前中国宗教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王孺童在工作之余也勤于观察与思考,先后在《中国宗教》、《中国民族报》、《人民政协报》、《宗教与世界》等国家级期刊报纸上,发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现状之思考”、“还宗教以神圣性与纯洁性”、“当代世界佛教的中心在中国”、“关于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中国汉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之思考”、“只有深入信教群众,才能作好宗教工作”、“要以‘法治’精神引领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为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诗书棋琴 遍游世界
如今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他,日常工作比较繁忙琐碎,因此他的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人都是有惰性的,需要强迫自己。”他说,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吃完晚饭,稍事休息后,便开始阅读、写作,一直到次日凌晨才休息。在闲暇时,他醉心诗词,对“太白诗”尤下功夫,曾对李白的每一首诗都唱和过。在《善逝集》及《续编》中,就收录了其创作的近四千首旧体诗词。
在佛学研究之外,他对国学广有涉猎。《史记校读》是王孺童十余年潜心研读《史记》的成果结晶,对《史记》原文中存在的上百处错谬之处进行了校正。其内容大多为前人所未发,故极具史料参考价值,是当前研究《史记》不可多得的最新学术成果。而《春秋诸国世族考》是他在遍读《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后,以周朝王室为中心,对与周王室同姓、异姓各诸侯国的世族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梳理。
关于《道德经》自古以来注疏之作就很多,但对其最初的分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在王孺童所著《道德经讲义》一书的“前言”中,他就对《道德经》的分篇问题,提出了颇为信服的依据和见解。根据《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
在繁忙的研究写作之余,王孺童还喜欢下围棋、弹古琴。他曾到中国棋院参加业余围棋段位考试,在国手常昊亲自对弈考核下,荣获了“业余二段”的证书,这是他十分珍视的一个成果。对于弹古琴,在他前不久刚刚出版的《古琴谱溯源》一书的“序言”中,自述了因身体羸弱而学琴的奇妙因缘。这本著作是以目前已知最早、也是最为权威之琴谱——明朱权《神奇秘谱》所收64首古琴曲为纲目,通过核校历代琴谱收录情况,对这64首琴曲的题名、作者、传谱、分段、标题、歌词、题解、取意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在学术研究之外,王孺童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各地去游历。迄今为止,以省级区划为单位,包括台、港、澳地区,他已经走完神州大地。就世界上来说,他已走过近七十个国家。与一般的旅游不同,王孺童总是偏爱去一些凝结着人类历史文明的古代遗迹。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二国外,凡是拥有著名佛教遗迹的国家,他全都亲身去考察过了。如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孟加拉的帕哈尔普尔佛教毗诃罗遗址、老挝的占巴塞瓦普寺遗址、越南的美森寺庙遗址、蒙古的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泰国的素可泰佛教遗址、尼泊尔的佛祖诞生地蓝毗尼园等,都让他不禁赞叹佛教文化的灿烂与人类智慧的伟大。回到国内后,
成天与古书为伴,王孺童奠定了深厚的学养,不到40岁的他,早早就被友人称之为“童老”。他经常说:“此生在世间我仅有两个心愿,除著作摞起来能真正与身等高外,就是争取在有生之年,把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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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pusa123.com/pusa/news/fo/874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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