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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纯一法师:大乘佛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特色品牌
“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纯一法师作主旨发言
研讨会现场
大菩文化北京讯 旨在促进“一带一路”佛教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纯一法师在研讨会上作出了主旨发言。
纯一法师深刻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就是大乘佛教,就是菩萨道的佛教。八大宗派、五大菩萨和《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良好载体。以下为纯一法师主旨发言全文。
与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相比,我们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至少远不能与我们的综合国力水平和悠久的灿烂文明相称。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走出去”,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关于佛教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讨论较多,无需赘述。
对于“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诸多论述,如:“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些论述为我们讨论“中国佛教走出去”提供了精神指引和总的遵循。对此,我谈几点个人的具体构想。
一、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前提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前提,首先要“内修其身”,加强中国佛教自身的“主体性建设”,这也是夯实中国佛教文化建设的根基和前提。
所谓“主体性”,其核心应该是“中国佛教”,或者说“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进程,其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国佛教的“主体性”,使中国俨然超出了作为佛教第二故乡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高僧大德和知识精英们对佛教的思想义理、修行方法、清规戒律、组织形式、传播方式,以及如何把握政教关系、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与精神特色,最终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印度佛教”或者其他国度的佛教。
大多数人谈到“一带一路”,更多的是联想到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大宗商品的“器物”交流,而忽略了丝路文明上尤为宝贵的精神文化的交流。可以说,佛教就是“一带一路”输送给中国最宝贵的礼物,因而也形成了佛教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的儒、道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灿烂的文明。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中国化过程仍将持续,换句话来说,也就是适应当前的时代与所处国际环境的问题。客观来看,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既然要“走出去”,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沟通与交流,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佛教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它与其他宗教,或者与其他地区的佛教区别在哪里?中国是不是佛教文化的高地?我认为,中国在唐代就已经是世界佛教的高地,向周边国家输送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那就是大乘佛教,它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与优秀品牌。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并且要大力弘扬的。那么,大乘佛教的基本内涵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高僧大德在学习、吸纳、总结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进一步创造性的演化而形成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律、密,前四宗侧重义理,后四宗侧重实修),这就是中国化佛教的主轴。因此,尽管我国三大语系具足,大小二乘并存,但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在汉传八大宗派的基础上,结合藏语系的大乘译典,进行整合,进一步归纳、总结和完善当代中国佛教自身的修学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就是我所说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而言之,“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这也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又是什么的命题,
从思想的成熟与文本的载体来看,历史上,汉文《大藏经》的不断完善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良好宝库,如果能够在未来进行新的结集,那将是一件盛事。唐代的繁荣与国际地位,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过汉文编纂的《大藏经》成为东北亚佛教共尊的文本,朝鲜半岛和日本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重要文本都是中文版本,中文的话语权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通畅、殊胜、高峰。这些都需要很好总结和反思。
二、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传播方式
中国佛教走出去,也需要讲究方
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佛教文化,包括佛教书画、音乐艺术在内的丰富的佛教文化,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已有八九十项与佛教相关,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唐卡,和影响较大的江南佛事仪轨,如金山焰口,其他各种忏仪如大型的水陆法会等,有的也在申报之中;一个是佛教的“修行载体”。无论是八宗的出现,还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以至近代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提出,都是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赋予了佛教更加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其中,“话头禅”和“默照禅”以及天台止观的修行方法等,都是中国佛教最具特色的承载方式,只是路径与侧重点不同。前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更为方便,容易超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壁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后者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核心和本质,是佛教深层价值的载体,或最终的目的。两者应该协同并进,不可偏废。如何平衡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在国际交流方面比较成功的有:佛陀的圣物供奉展示和世界佛教论坛与代表东北亚和平的黄金纽带——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等活动。但是,并未能真正走出去,扎下根来。
三、中国佛教文化如何走出去?
要扩大中国化佛教影响力的“广度深度”,“广济众生”,作为文化的中国佛教,无疑是最好的纽带。至于如何走出去,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视。
一是要注重向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区的传播,比如东南亚、东欧、南美洲。现在通常的做法,是把传播的重点放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是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实际利益比较少,而且要在这些国家真正扎根下来并不容易,受众群体也往往局限在华人群体。如果能够将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阻力相对较小。
二是要注重立足于当地文化和社会各界。近年来,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基本上是先从世俗的公益慈善、教育等方面着手,逐步取得当地民众的心理认同,然后再开展宗教活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弘扬方式,尤其在周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要契理契机,不能仅仅局限在慈善教育方面。
中国佛教走出去,也同样会遇到一个“本地化”的问题。因此,佛教传播要立足当地文化,并要以大乘佛教的“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广泛深入参与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去,对当地的社会事务提出带有独特视角的观察与态度。这些举措,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实体性的“点”,“点”的规模不一定要很大,但是一定要能够“接地气”。国际上的宗教团体的运营,有很多“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这与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深谙、融汇这套规则,经过长久的努力,才能真正完成与当地文化的适应和融合。
三是要注重发展国际上的“佛教信仰人口”。信仰人口的基数与话语权是成正比的。要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发展“佛教信仰人口”,必须有相应的“方便法门”,禅宗、净土宗有着很大的潜力,自力与他力法门的综合运用,方能不拘泥形式,彰显实力。
四是要注重在组织形式上加大力度,增强“主导”意识和担当精神。当今既有的世界范围的宗教、文化组织,背后大多都有国家利益之争的影子,甚或大多被欧美国家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做到和而不同,包容、互尊、共处就好。只有发挥中国佛教的特色优势,建立中国佛教特色修学体系为主导的国际性佛教组织,才能取得制定佛教国际共尊的规则,真正取得国际宗教话语权。
四、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战略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任务,终究是需要以僧才为主体来完成。这些僧才,最重要的是在佛教学识和修行上有造诣。其次,还必须要具有弘传中国佛教优秀文化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具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西学东渐已经近200年了,但是对思维方式差异的认识却远远不够。对于中国佛教界人士来说,更是一个瓶颈,需要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阔的胸怀和前瞻的视野来重新审视。
佛教是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的思想瑰宝,我们既是佛教传统的“继承者”,也是继承发扬佛教宗义的“守护者”,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者”,同时,更是发扬中国化佛教优秀传统的“教化者”。中国佛教走出去,不仅仅是佛教僧团内部的事,也需要政界、学界的大力支持。应该呼吁相关部门,对佛教团体走出去给予“方便法门”,建立支持佛教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与合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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